“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
——习近平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神州大地陷入一片白色恐怖。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遭受成立后从未遇到过的严峻考验，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
死亡和屠刀吓不倒真正的信仰者，腥风血雨只能让共产党人更加笃定信念、冲破暗夜、勇毅向前。
面对严酷斗争和血的教训，我们党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南昌惊雷、秋收暴动、井冈斗争……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中国革命洞开了新纪元。
（一）
1927年，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道血泪的坎，一座险峻的梁。
中国国民党，这个由领导过辛亥革命的中国同盟会改组的政党，随着他的创建者孙中山先生的病逝，逐渐偏离了革命的航向，开始露出反革命的獠牙。
史载：1927年初，中共党员近6万；至年底，仅存1万余人。浊浪排空的反革命气焰将中国共产党逼到了悬崖边上，如火如荼的大革命陡降至冰点。
道路决定命运。大革命失败，从客观方面看，是由于反革命力量强大；从主观方面看，我们党当时还处于幼年时期，缺乏应对复杂环境的政治经验；同时，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道路选择一直摇摆不定有必然关联。我党曾参与了黄埔军校的建设，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东征、北伐的部队，从叶挺独立团到贺龙的队伍都积极向我党靠拢，但共产国际一味强调帮助国民党就是帮助中国革命，使我党一再失去领导军队的良机。
共产国际一方面提出农民关心的土地问题，却只允许在农村搞有限的革命，一方面让两湖农民支持北伐行动，但对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认为“过火”了，要压制，甚至连农民赤卫队的大刀梭镖都要收回并贴上封条。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自捆手脚，革命焉能不败？
对于刚刚学步行走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面对数倍于己的反革命力量的疯狂进攻，没有惊惧，更没有退缩，而是揩干身上的血迹、勇毅斗争！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惊雷，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人民军队横空出世。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中，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1927年8月7日，汉口。苏联驻国民政府农民顾问拉祖莫夫住的小楼上，一场会议在激烈的争论中秘密举行。
只有短短一天，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出席会议的毛泽东在发言中突出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的拐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道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八七会议后，我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后来虽大多数失败了，却表明革命的火种是反革命军事镇压扑灭不了的。一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坚持打游击，为之后红军和根据地的壮大奠定了基础。
八七会议上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奉命回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部队进攻长沙受挫，为鼓舞士气，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向全体指战员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革命该去向哪里？故土难离，有人主张留在湖南。毛泽东却看得更远，他对湖南、江西的军阀做了研究，提出敌人得找弱的打。道理说通了，大家跟着毛委员从文家市转兵南下，向罗霄山脉中段挺进。
怎样为这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武装植入信仰火种？毛泽东边走边思考，在小小的三湾村他停下来，对部队重新整编整训，提出将党支部建在连上，设立党代表，让党员发挥表率作用，在革命队伍中实行官兵平等民主制度，革除旧军阀打骂士兵的恶习等。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为人民军队第一次在制度上植入了“听党指挥”的军魂。
巍巍罗霄山上，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在猎猎寒风中高高飘扬。湘南暴动后的朱德带领部队后也转战走上了井冈山。两支英雄的部队会师了，两手相握，双臂相拥。井冈山会师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高高的罗霄山，巍巍的井冈山，成了革命的灯塔，它以烛照暗夜的灯光，引领着远航的人无惧艰难险阻驶向它。
（二）
经天纬地的事业，注定要在斗争中前进，在曲折中发展。
井冈会师后，红军面临的第一道难题是如何生存。面对反动派一次次的围剿，强打硬拼将使革命本钱不保！
如何破敌？红军将士在残酷的斗争中利用湘赣两省统治者之间的空隙和矛盾，在边界地区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硝烟战火洗礼着革命勇士的胆略和气魄。仗越打越活，经验越打越精，敌人一次次掉进红军布下的迷魂阵。
1929年4月，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讲到，三年来从斗争中总结的战术，与中外古今都不同。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游击战“十六字诀”是对红军作战经验的一次高度凝练，蕴含着丰富的军事辩证法。口诀简洁易记，形象生动，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斗志。
除了破敌问题，井冈山上从几百人到上万人会聚，红军队伍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五花八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无时不在侵蚀着红军的肌体。
党支部是党的基础，就像造房子，基础不牢，房子就会倒掉。毛泽东积极着手在各地恢复建立党的组织，依靠党把各方力量凝聚起来。
土地是农民最关切的事情，红军以法令方式颁发《土地法》，打土豪分田地。农民真切看到红军是为穷苦人服务的子弟兵，参军参战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
红军该建成什么样子？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分歧出现了。有的主张提高军官权威，而毛泽东则主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毛泽东还尖锐地提出坚决废止肉刑。他说，特务支队第三大队由于存在打人，跑了四个伙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很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叫萧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自己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
红四军七大并没有解决党内分歧，影响到红军的行动。其后出击东江失败，部队一度思想混乱、士气低迷，再次面临严峻考验。
到上海汇报工作的新前委书记陈毅，与周恩来、李立三对红军的工作讨论后达成了共识。陈毅代表中央起草九月来信的过程中，认识有了新的提高。
1929年12月，闽西小镇古田，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此召开。群山环抱的古田，在历史的磅礴万山中奇峰突起，见证了人民军队重要关头的浴火重生。
由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规定红军的性质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明确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这一决议成为我军建军史上一盏不灭的明灯。
如果说，平地惊雷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塑造了人民军队的“形”，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熔铸了人民军队的“魂”，而古田会议则真正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和制度确立下来，擦亮了人民军队的军魂。
人民军队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建军治军理念，打开了一往无前的胜利之门。正如习主席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从那时起，千千万万革命将士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在挫折中愈加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铸就了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铁雄师。
（三）
土地革命时期的伟大实践，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抉择、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成长具有关键意义。
毛泽东引兵井冈三年后，全国大大小小的根据地已有十几块，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路线考验着党，也考验着人民军队。毛泽东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他的深刻洞察力在当时井冈山的战友中也是最高、最早的。正如陈毅所说，毛泽东提出的观点，有不可推倒的力量，别人想推倒，是怎么也推不倒的。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语惊四座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茫茫大山中，他敢指出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革命道路，在有些人看来，更是十分严重的路线问题了。对于党内外一些人的质疑，毛泽东反驳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稳定了军心，凝聚了力量，指出红旗应插到哪里等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艰苦生活可以一天一天地坚持，硬仗可以一次一次地啃下去，最难的则是对前途长期保持希望和信心。置身茫茫深山，对于肩负着革命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里不是世外桃源，大千世界，还有更多的穷苦大众等待着去解放。
微弱的兵力能支撑起红色政权吗？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作了解答。八月失败后，一度看好的形势再度恶化，毛泽东撰写了《井冈山的斗争》作了分析，至此，“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破空而发。
军阀混战不断，一些人错估形势，以为革命高潮到了，主张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几轮斗争失败后，一些同志又丧失了继续斗争的意志。毛泽东撰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句脍炙人口的句子传颂至今：革命形势的发展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实践出真知。毛泽东提倡在调查中研究问题，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评一些人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
毛泽东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带领中国共产党人闯出了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并逐步赢得胜利。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革命道路，是在党领导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领导开创井冈山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逐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出明确说明。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艰辛曲折、波澜壮阔，它启示我们：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注重调查研究，才能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