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白色的烟从粗糙的指缝中钻过，志愿者兰钢蹲在无名烈士墓碑前，一手轻拢着刚刚点燃的香烟，恭恭敬敬把它斜靠在墓碑前。他的眼神是温柔的，注视着这座没有留下名字也没有留下照片的墓碑，就像注视着自己逝去的亲人。

烈士陵园上空云淡风轻。每年清明，兰钢都会过来陪陪这些无言的“亲人”。了解到有些烈士生前喜欢抽烟，他经常带上一些香烟，点上，敬在墓碑前。

在长达数十年为烈士寻亲的路上，兰钢走过几百个烈士陵园，拍下了成千上万张烈士墓碑的照片，帮助数百个家庭找到了自己的亲人。然而，还有更多的人，急切地盼望着找到亲人的埋骨之地。

和记者一样，兰钢曾为这样一组数据惊讶——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5053处县级以上烈士纪念设施，平均每个县就有1.7处。近代以来，有2100多万名烈士英勇牺牲。

人民英雄，人民从未忘记——

上个世纪，民族存亡的危难关头，有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挺身而出的方志敏、杨靖宇等烈士；和平年代，有奋勇当先、誓死捍卫祖国神圣领土的英雄。

今天，当我们重读《可爱的中国》时依然会心潮澎湃，当我们念起“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时还是会热泪盈眶……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炙热的土地，红色的热土滋养了红色的血脉。时间，将记忆模糊。岁月，或将英烈的骨骼侵蚀。但这片土地记得他们，无论有名字的，还是没有名字的，历史会永远镌刻。

守 护

守护这些烈士，守护那发自本心的对祖国“清澈的爱”

初春时节，甘孜藏区得荣县烈士陵园，“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上，一颗红星在翠柏的映衬下分外夺目。远方，雪山巍峨。

这是志愿者兰钢第二次来到这里。3年前，兰钢骑着他的摩托车，越过高山峡谷，第一次来到香格里拉大环线上这座美丽小城。风景绝美，他却无心欣赏。

走进得荣县烈士陵园，兰钢蹲在烈士的墓碑前，熟练地敬香、倒酒，点上香烟，念叨着烈士的名字，拍下一张张墓碑的照片。这是他祭奠烈士的方式。

兰钢没有当过兵，却愿意始终待在与这些英勇无畏的官兵们最近的地方。

从2007年开始，兰钢一直在做一件事：去烈士陵园，祭奠，拍照，回来以后整理资料。后来随着互联网兴起，兰钢开设博客，把烈士的名录资料发到网上。

今天，很多人已经不再使用博客，这个“luck路客的博客”依然在持续更新，持续吸粉。最近的一条是2021年4月1日，最早的一条是2010年12月17日。这个博客下，总共有博文810条，其中抗日英烈条目下83篇，抗美援朝条目下17篇……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亲人葬在哪里。我希望当家属在网上搜索烈士的名字时，能沿着我发的信息找到烈士的墓碑。”兰钢说。

就这样，一块墓碑一块墓碑地拍，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记。兰钢对着地图，沿着边境线公路一路找寻，云南、西藏、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他的足迹遍及边境线上每一个省份座座烈士陵园。最长的一次，兰钢花费7个月时间，走了将近4万公里。

兰钢也习惯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烈士——清明时节，去烈士陵园里为这些有名字、没名字的烈士扫扫墓，上上香。青冢幽幽，这片土地上，无论埋着谁的父亲、谁的儿子，如今都成了兰钢的亲人。

清晨，当寄托着思念的烟气从得荣县烈士陵园袅袅升起，远在千里之外的东风烈士陵园，守墓人王万明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如果说，兰钢是烈士的流动守护者，那王万明就是守护在烈士墓前的固定哨兵。

守墓人王万明在东风烈士陵园里已经工作了13年。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记得每一块墓碑的位置，以及它们背后的故事。

13年里，他几乎每天早晨6点起床，带上扫把和抹布，将每一块墓碑打扫得干干净净。

守墓，也是守心。

2019年年初，一个河南口音的陌生人从电视上看到了关于东风烈士陵园的宣传报道，孤身一人来到这里，给陵园捐了5万块钱。到了聂荣臻元帅墓前，他恭恭敬敬给聂帅敬上酒，磕了几个头。王万明记得，他衣服皱皱巴巴，用肥料袋子装着干粮和两瓶白酒，捐完钱甚至没有留下过夜，就急急忙忙搭乘班车离开了。

这件事让王万明深受触动——在现代社会，仍有这样的人，他们感恩先辈的奉献，不远万里也要过来祭拜。那一次，王万明突然明白了自己工作的意义。

守护这些烈士，其实是守护自己的初心，守护那发自本心的对祖国“清澈的爱”。

在山西省平遥县朱坑乡丰盛村，有为无名烈士守墓74年的贾家三代人；在河北省唐山市，有义务为烈士寻亲14年的张红琢；在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有为18位无名烈士复原姓名、16位烈士找到亲人的退休老人年介涛……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而他们所做的事却足以感动14亿国人。

这是一场爱心的接力，也是一场赓续红色血脉的接力。这场接力，需要更多的人共同参与。

寻 找

为了送更多为“大家”献身的烈士回到自己的“小家”

余姚籍烈士褚萃文终于找到了！

河南省睢杞战役烈士陵园的合葬墓前，褚萃文烈士的家属擦拭着墓碑上的灰尘，泣不成声。墓碑上没有刻着褚萃文烈士的名字，但他们知道，自己的亲人此刻就在这里安息，和他那1431名战友一起。

间隔70多年，墓里墓外，亲人们终于重新相聚。浙江余姚志愿者孙嘉怿（网名“猫小喵滴兔子”）将这一寻亲结果发到微博上，为这场长达3年的寻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018年，一名烈士家属找到孙嘉怿，希望她能够帮助他们寻找烈士褚萃文的安葬地。孙嘉怿在烈士家里发现了3张烈士证，每一张烈士证上的牺牲时间和牺牲地点都不一样，这给搜寻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费了很大力气，志愿者们第一轮搜寻无果。

2020年9月，烈士家属再一次找到孙嘉怿。原来，烈士的女儿已经生命垂危，躺在病床上，嘴里一个劲念叨着“找爸爸”。

于是，孙嘉怿又发起了一次志愿寻亲行动。他们根据3张烈士证不同的牺牲地点，和当年睢杞战役部队北撤之后行进的路线，在微博上发起招募，呼吁浙江、安徽、河南、山东、江苏五省志愿者联手行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排查烈士陵园，不放弃任何一处当年部队经过的地方。

一个月后，孙嘉怿接到一名河南志愿者的电话：查找本地烈士资料时，他们发现了一位叫“诸华文”的烈士，就葬在睢杞战役烈士陵园。除名字有偏差以外，番号、出生年月、籍贯职务、牺牲时间都与烈属手中一张烈士证吻合。

在寻亲过程中，手写材料出现笔误的情况十分常见。经过烈士家属、烈士陵园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们3个多小时的仔细核对，终于确认了“诸华文”就是他们寻找已久的“褚萃文”。

一个名字，犹如一根扯不断的红丝线，一头牵着祖国，一头连起了自己的家人。

在寻亲过程中，孙嘉怿曾翻阅过许多豫东睢杞战役的史料。为了胜利，许许多多像褚萃文一样的烈士英勇牺牲。看着黑白照片上褚萃文烈士那张年轻帅气的脸，孙嘉怿心里颇多感慨。送更多为“大家”献身的烈士回到自己的“小家”，这正是他们寻找的意义所在。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许多普通人自发的行动，为烈士寻亲铺平了道路。

点开《烈士英名录》，许多烈士的名字下面，除却出生年份与籍贯，牺牲地、埋葬地、牺牲原因外，往往一片空白。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失落、文字变迁，寻找烈士家人、搜集烈士资料的工作难度极大。

凡事无论再难，只要去做，就会有可能。

追寻着同一个目标，这些热心的志愿者们聚在一起。孙嘉怿所发起的“我为烈士来寻亲”志愿服务队已由最开始的几个人，扩展成为几百人的庞大队伍；依托志愿者兰钢以及许多人自发搜集的资料，他们的资料库里已经有超过750座烈士陵园，成功帮助674名烈士找到了他们的家人。

然而，还有更多的无名烈士尚未与自己的亲人“相会”。

孙嘉怿常去朝鲜。每一次去，除了带着烈士家属祭拜亲人，她都会自发地祭扫无名烈士的墓碑。她拿着袋子，将无名烈士墓碑上的尘土装回来，然后寄给各个地方的志愿者，嘱托他们把这些尘土撒在全国各地。孙嘉怿说：“我想以这种方式带他们回家。”

志愿者孙嘉怿的主业是在宁波共青团委做青年工作。她经常会在报告会上分享自己做志愿者的经历，“我们的每一次寻找，都是在告慰先烈。在寻找过程中，一个个烈士的故事还原拼凑成一个可爱的中国。”她说，没有什么能比这些烈士的事迹更打动人。

铭 记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一提起他们就有无穷的力量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在清明节前央视一期《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当年铁道游击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现年91岁的李洪杰铿锵有力地唱起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又一次把人们带回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

1940年1月25日，受八路军苏鲁支队命令，铁道游击队成立，时称“鲁南军区铁道大队”，又被称为“飞虎队”。这是一支威名远扬的人民抗日武装，人数最多时达300余人。他们活跃在千里铁道线上，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扒铁轨、炸桥梁，撞火车、截物资，杀鬼子、惩汉奸，护群众、保家乡，让敌人心惊胆战。

他们的故事，被写成小说，编成电影、电视剧，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之间传扬。刘洪、李正、王强等形象，至今是中国人民心目中富有传奇色彩的抗日英雄。

在山东枣庄的铁道游击队纪念碑上，刻有铁道游击队历任领导的名字。人们都说：“电影中的刘洪，来自于大队长洪振海、继任刘金山；李正的事迹取材于政委杜季伟，名字则取自政委文立正烈士；王强的原型是副大队长王志胜……”

1941年12月的一个风雪之夜，数百名日伪军对鲁南军区铁道大队进行偷袭、“扫荡”，第一任大队长洪振海率部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壮烈牺牲。1945年2月，政委文立正由于叛徒出卖，不幸遇害。还有更多不知名的英雄，为国殉难。

如今，站在铁道游击队纪念碑下，人们仰望纪念碑顶端游击队战士持枪冲杀的铸铜人物塑像，除却对英烈的悼念，心中涌起更多的是豪迈。

原铁道游击队长枪三中队指导员张静波说：“铁道游击队的壮丽史诗，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碑，是抗日军民万众一心用血肉之躯铸成的一座无形的丰碑。”

我们铭记历史，铭记先烈，铭记他们为民族独立所做出的牺牲，更要铭记他们的无畏、他们对祖国发自内心的爱。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一件川陕苏区布币，这是当年红四方面军“红小鬼”杨世才长征时留给母亲的。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奉命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长征前，杨世才的母亲到部队来看望他。母亲临走的时候，杨世才把布币交给母亲，让她做回家用的路费。从此母子二人便失去了联系。直到15年后，母子二人才再度相聚。

跟随着大部队出发时，杨世才只有12岁。

有人说，长征是一场年轻人的突围。主力红军的长征队伍里，红军将领的平均年龄仅25岁，约54%的战士在24岁以下，甚至还有9-12岁的少年。这些十几岁的少年，被亲切地称为“红小鬼”。

“他是一个圆滚滚的胖孩子，长着一张娃娃脸，只有12岁。我问他为什么当红军，他回答说：‘红军替穷人打仗，红军是抗日的，为什么不要当红军呢？’”这段话，出自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在这本书中，斯诺专门为这些小战士留下了一个单独的章节，就叫《红小鬼》。

在各种资料中，这些“红小鬼”的模样渐渐清晰——他们是英姿挺拔的小号手，是无畏风雪的宣传员，是兢兢业业的通信员，是抢救伤员的卫生员，甚至是炮火前线战斗员……“红小鬼”也是红军的一分子，一样英勇战斗，一样忠于革命，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永远地留在了长征路上。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里，17225块白色大理石墓碑静静伫立在山间。这17225块碑，代表着17225名没有留下名字的红军战士，墓碑上不着一字，只有一枚殷红的五角星，见证着红军烈士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

今天，我们依然怀念他们。虽然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家园：中国；拥有一个共同的称号：军人。

今天，我们依然需要他们。一代代中国军人，传承着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版式设计：梁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