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0月，中央军委确定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有33名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著名高级将领为军事家。在这33位军事家中，有这样一位先辈。他才华横溢、文武双全，与贺龙、周逸群一起创建了湘鄂西苏区；他是彭德怀元帅的入党介绍人和革命引路人；他对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最后因“肃反”被错杀。1952年8月，毛泽东亲自为他签发了共和国第一号“烈士证”。他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军长——段德昌。

一

1904年8月，段德昌出生在湖南南州（今南县）。父亲是一位新式知识分子，非常重视对他的教育。段德昌小小年纪就以诗文对联出口成章而小有名气。良好的家教造就了段德昌儒雅的气度，文能提笔、武能横刀，使他日后在红军将领中卓然而立。

少年时代的段德昌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还与留法归国的中共党员何长工等一起合办新华学校，联合进步青年宣传进步思想。1925年9月，段德昌加入共产党，并被推荐考入黄埔军校。他是“青军会”的重要成员，但因揭露和痛斥“孙文主义学会”头目们的丑恶嘴脸及无耻行径，而被开除学籍，后转入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2军任营长。不久，段德昌调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5团党代表。

北伐战争开始后，段德昌随第6军进入湖南，不久即调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他积极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尤其是在攻占醴陵、平江以及汀泗桥的战役中，他领导的宣传科不仅担负了运输、担架、慰劳等任务，而且深入到前线进行宣传鼓动，他也因此被誉为“铁科长”。不久，段德昌参加了围攻武昌的战役，升任第35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兼《北伐周报》主编。在这里，他结识了该师第1团第1营营长彭德怀。两人一见如故，常一起促膝长谈，谈形势、谈理想。彭德怀提出入党请求，但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为避免影响国共关系，党组织决定暂不发展党员。因此，彭德怀的入党申请也就没有得到批准。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段德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党组织派他到鄂西、鄂中一带开展农民运动。其间，他在战斗中轻度烧伤，经组织批准潜回家乡医治。养伤期间，他与中共南华特委取得联系，还秘密会见了驻南县的时任国民党湖南独立第5师第1团团长彭德怀。见面时，彭德怀首先询问段德昌的病情，段德昌答道：“轻烧伤，已好了！”接着，二人简单交谈了对时局的看法。段德昌告诉彭德怀：“你能坚持革命立场，很久的愿望就要达到，特委已经通过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报告省委了，省委是会批准的。”

二

伤愈后，段德昌再次出征。他和战友们化装成绅士、小商贩、江湖术士等，混过敌人一层层岗哨，来到公安县曾家咀，与当地党组织一起制定了公安暴动计划。袭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弥陀寺的团防局。暴动成功后，他们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释放了在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建立了公安县游击大队。段德昌任公安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队长，从此点燃了荆江地区的革命烽火。

1928年春，中央派贺龙、周逸群到达湘鄂西。段德昌与他们一起，建立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根据地。他带领中国工农红军洪湖游击大队，铲除了当地的地头蛇，并亲自编写了《红军纪律歌》，以教育指战员遵纪爱民。

1930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在监利县汪家桥成立。段德昌任副军长兼第1纵队司令。此后，他和军长旷继勋、政委周逸群率领红6军驰骋荆江两岸。同年7月，红2军团成立，段德昌任红6军政治委员，不久又改任军长。他先后率部参加东进和南下作战，连克华容、南县、公安等地，扩大了苏区。

段德昌从实际出发，根据洪湖苏区河湖交错、芦林茂密的特点，提出了“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的战术原则，灵活机动地带领游击队和红军与敌人作战，取得令人满意的战果。

在洪湖根据地，存在两个最大的隐患。一个是为害最烈的“白极会”，一个是被敌人重兵盘踞的监利县城。“白极会”是国民党操纵的反革命地主武装组织，有1万多人，专门装神弄鬼，自诩“刀枪不入”。1930年8月13日，段德昌率领红6军横扫“白极会”。在河口一仗，俘虏“白极会”几千人，活捉其头子，“白极会”土崩瓦解。

随后，段德昌准备拔除阻塞南北通道的监利城。驻监利城内的是敌军新3师李云龙旅的两个正规团和1个保安团，外加驻朱河的1个正规团，共3000多人。李云龙是北伐时期行伍出身，战斗经验丰富。监利县城墙坚固，南面是波涛万顷的长江，可谓固若金汤。

在贺龙的指挥下，段德昌亲率红6军担任主攻。他命令炮兵集中轰击敌炮阵地，把城墙轰开许多缺口。不久，红军攻克监利县城，大获全胜。

三

1931年4月，红2军团奉命改编为红3军，段德昌任红9师师长。同年11月，他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1932年春，段德昌的军事才华得到充分展现。1月，红3军乘敌人主力集结于平汉路以东地区对付鄂豫皖红军之机，向襄河以北之敌发起攻势作战。19日，段德昌指挥红9师冒雨由泗港北渡襄河。20日袭占皂市。21日分别包围了龙王集、陈家河之敌第10军特务团。敌以第48师工兵营由应城西援，被红军大部歼灭于龙王集附近。龙王集之敌两个营向田店突围，也被歼灭于途中。陈家河之敌1个营，在红军政治争取下投降。

为了诱使敌人大部队前来，段德昌一面命令红军佯攻应城，一面将两个团和地方武装——汉川独立团乘夜色埋伏于龙王集至应城的公路两侧。当敌人全部进入包围圈后，段德昌把红旗一竖，漫山遍野的红军好似从地下钻出来的一样。瞬间，子弹如雨般射向敌人。而敌军无法立即展开攻势，在红军火力猛烈射击下纷纷倒毙。这时，红9师800多名英勇的骑兵像一阵飓风，从应城方向呼啸而来，猛杀猛砍，加上梭镖队配合，敌人溃不成军，全部被歼。

此战，红军全歼敌第12混成旅，生俘旅长张联华，歼俘敌军4000余人。“杆杆红旗似刀枪，红旗指处敌胆寒。活捉旅长张联华，胜利频传捷报扬。”龙王集大捷后，这首歌谣在洪湖地区广为流传。

这次战斗缴获步枪3000余支、迫击炮20余门、轻重机枪100余挺、军装1万套。此外，红军还用缴获的战马装备了骑兵团。

龙王集战斗后，段德昌派出的侦察队又探明敌第48师第144旅由皂市出发南下，妄图打通天门至岳口之间的公路线，切断襄北苏区和洪湖苏区的联系。3月5日，天下起瓢泼大雨。段德昌率领红9师冒着大雨，在泥泞的道路上急行军。终于在天亮前赶到文家墩，向敌第144旅发起猛攻。此刻，敌官兵都还在睡觉，听到外面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还以为是雷声。等到红军冲进帐篷时，才仓促应战。这一仗，敌第144旅被全歼，旅长韩昌俊被活捉。

1932年1月到6月，在贺龙的领导下，段德昌指挥红9师采取围点打援、奔袭和诱敌深入等战术，连续取得了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等战斗的胜利。从此，红9师勇往直前，威震四方。段德昌也被誉为“常胜将军”。

经过战火洗礼和战争锤炼，段德昌从洪湖游击队队长成长为红6军政委、军长。他领导游击队在襄北连战连捷，遵循的正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原则，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38年5月30日，毛泽东在《解放》第40期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文中对湘鄂西根据地给予充分的肯定：“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明。”

四

夏曦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工作后，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针，在“肃反”中错误地杀害了段德昌等大批优秀干部。1933年5月，湘鄂西苏区群众含泪埋葬了段德昌的遗体，并在他坟前栽下代表他年龄的29棵青松。

1945年4月，在延安杨家岭结束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作了充分准备。在会上，任弼时曾对段德昌忠于革命、坚贞不屈的事迹做了详细介绍。同志们听后，都非常难过、非常感动。毛泽东郑重提议为段德昌平反。1945年6月11日，中央决定召开段德昌等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17日，大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毛泽东担任主祭，并献挽词：“死难烈士万岁”。这是段德昌第一次受到组织的祭奠。

1952年8月，毛泽东为段德昌签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中共字第零零零壹号）”，即“烈士证”。段德昌排在首位，足见其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在1955年授衔会议上，谈到段德昌时，毛泽东还一度中止会议，眼含热泪，心中十分惋惜。

1953年1月，段德昌的遗骸被迁葬于鹤峰下坪。1962年，再迁至鹤峰满山红烈士陵园。现段德昌墓在湖北鹤峰土家族自治县八峰山上，墓前是革命烈士纪念塔，山麓有革命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