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坐落在北京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的北大红楼，是一座百年建筑。它虽没有故宫的宏伟气魄，却积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精华和共产党先驱者的献身精神。漫步红楼，倾听脚下的声响，犹如踏入百年前的北大校园。眼前仿佛有位身着长袍马褂，戴着圆形眼镜的先生，在对我自信而深沉地微笑……
他就是李大钊。那会儿，他身为北大教授、图书馆主任，月薪为120银圆，后增加到240银圆，却始终过着俭朴甚至寒酸的生活：冬天一身棉袍，夏天一件布衫，一顿饭常常是一张大饼卷一根大葱。
几年前，在李大钊故居陈列柜中，我看到一张发黄的薪酬表，李大钊的薪水加上稿费，每月可达300银圆。即便这般高薪，他夫人赵纫兰却时常为柴米油盐而发愁。李大钊将近三分之二的收入都用作党的活动经费，余下的还要抽一部分来接济贫困的进步学生。这就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情怀。这种情怀是根植在心田的种子，由心灵的热土培育，从发芽的那天起就以“铁肩担道义”为己任。
北大红楼于1918年落成，适逢北大成立20周年，那年李大钊29岁。那会儿，他在东城的红楼上班，家在西城的石驸马后宅35号，租住一套三合小院平房。每天清晨，从西城到东城，他要步行六七公里，一路脚印也就留在了那里。
我想北大红楼是幸运的，落成伊始，就成为中国先进思想和文化的策源地，也留下无数仁人志士的脚印。这里有李大钊的办公室，有毛泽东工作过的图书阅览室，有鲁迅授过课的大教室……当他们的脚步声从这里响起时，多像催生新世界的鼓点。
我怀着崇敬之情走进红楼119室，这是李大钊的办公室。李大钊是为真理而播撒火种的人，他的青春和北大的青春都在这里燃烧过。我似乎看到1919年春天，他在办公桌前奋笔疾书《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率先在中国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我似乎看到1920年秋日，他在这间屋子发起成立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让红楼成为北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活动的重要场所。
伫立红楼，我肃然想起在国家博物馆看到的一幕，展览大厅摆放的那件国家一级文物——李大钊慷慨就义时的绞刑架。1927年4月28日，年仅38岁的李大钊和19位共产党人被军阀张作霖秘密杀害。李大钊是第一个登上绞刑台的，他身着棉袍，从容淡定地在刽子手的镜头前留下最后一张照片。看着锈迹斑斑的绞刑架，我不禁想起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举行的演讲大会上，李大钊登台作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他信心满满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二
循着李大钊先生的脚印，我又联想到共产党人于方舟。他虽没有李大钊那么大名气，但也是天津早期党团组织的重要负责人。他和李大钊的渊源在于他是经李大钊介绍入党的。1927年12月30日，李大钊壮烈牺牲8个月后，他也英勇就义，年仅27岁。
2013年春日，我在天津宁河七里海寻觅到于方舟留下的脚印。那次，我与几位作家受邀来到七里海，都不约而同地提及了于方舟。有人告诉我，于方舟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就是周恩来的同窗好友。
我们在七里海漫游，游艇划破湖面溅起的浪花与湖心岛的芦苇丛相映成趣。同行的柳萌先生聊起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寻路》，说剧中就有七里海的镜头。早年周恩来和于方舟曾在七里海和裱口村一带从事革命活动，两人的脚印也遍布了七里海各个角落。裱口村是于方舟老家，离七里海有12公里。为避免暴露行踪，他们在七里海总要划船到芦苇荡深处，在碧水绿苇之间研读马列书籍、谋划革命策略。两人一出去就一整天，中午都是于方舟夫人和族中一位长者驾船过来送饭。
有一次，于方舟陪周恩来到裱口村头的潮白河大堤散步，举目望去，洪水泛滥，淹没田园，一片凄凉，不由黯然伤神。他对周恩来说，等将来全国解放了，建立了新中国，一定得在这里修座扬水站，变水害为水利，造福老百姓。
那天，我们的游艇在芦苇环抱的七里海穿行，眼前仿佛重现了这一幕幕场景。虽然一个于方舟倒下了，但千百个于方舟站起来。而今先辈的梦想一一实现了，那是无数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一位史学家颇为感慨地说：“长大后，听了一位当年的地下党员讲于方舟的故事，我眼界一下开阔了。抗战胜利那年，我17岁，也参加了革命，有幸成为后来者。”
信仰是一片天边的云朵，停不下脚步，只为追求天边那一缕朝霞，那是生命的颜色，那是人生的火炬，那是明天的畅想。我在想，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产党人一直都在“寻路”。
三
2019年春日，几位作家朋友以延安为起点，沿着红军东征的路线，东渡黄河，来到山西永河采风。在参加了盛大的槐花节，游览过壮美的乾坤湾，参观过红军东征纪念馆之后，主人盛邀我们去参观红军东渡黄河时路过的赵家沟。听说赵家沟就坐落在永和梯田下的山坳里，毛主席还曾在那里住过。
车子沿盘山公路行进在白云缭绕间，眼前是一幅永和梯田的水墨画，层层叠叠，郁郁苍苍。一道道梯田犹如一层层涌起的波涛，成排山倒海状，大有让我倾倒的磅礴气势。那黄土的本色，让我想起一路所见的奔腾黄河。
追溯历史，唯有伟人毛泽东当年留下的诗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雄心和胆魄。这首写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雪》，适逢他统领红军东征的日子。红军将士从2月20日出师东征，到5月5日回师陕北，历时75天，转战山西50余县，粉碎了蒋介石剿灭红军的图谋，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我党历史上留下光辉的脚印。
车从山路盘旋而下，如游龙走蛇缠绕山梁，那漫山遍野盛开的槐花，完全颠覆了我对黄土高坡的印象。来的路上，我也目睹过裸露的黄土沟壑，瘦骨嶙峋，给人几分幽远的苍凉。陡然间，我诧异地发现一枝无名花，开在寸草不生的孤崖上，枝繁叶茂，格外惹眼。当地友人告诉我，这种花的生命力就源于坚韧而耐旱的基因，许多花草由于土地贫瘠和缺水无法生存时，它却能破崖而出，迎风绽放。我顿悟：这不正是红军东渡黄河、勇于绝地逢生的精神吗？
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陕甘革命根据地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红军给养困难，扩军也不容易。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大地蚕食鲸吞，国民党又纠集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队对根据地“围剿”，堪为危急存亡之秋。85年后的今天，回望红军东征的壮举就可发现，红军东征确为挟百战余威、绝地反击的英明之举。
我们走进赵家沟，村口墙上绘着红军东征的一幅幅彩画，生动再现了红军与赵家沟老百姓的鱼水深情。我们走进毛主席住过的窑洞，感受着伟人谈笑间指点江山的豪迈气魄。友人告诉我，红军东征期间，毛主席率总部人员两次进驻永和县，13个日日夜夜，有5天是在赵家沟度过的。在简陋窑洞里，毛主席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将渡河东征“抗日反蒋”的方针，改变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正是这一战略决策促成了半年后的“西安事变”，至此，中国革命迎来了峰回路转的新阶段。
我走出毛主席住过的窑洞，望着远方的永和梯田，但见郁郁葱葱，带着乾坤湾的神韵，铺展在黄土高坡，伸向飘着白云的山野。哦，多美的黄土地，我看到了红军的脚印仍在向前延伸，她代表了一种民族精神，像九曲黄河百折不挠，像孤崖的无名花自强不息，像红军东征的脚步一往无前……
四
新中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一个国家的脚印，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在工矿、在田野、在科研院所、在边防海疆，亿万行脚印连缀起来就是一幅共和国的壮美画卷。不过，我想说说和平年代，留在青藏高原的军人脚印。
2019年10月的一天，在采访军旅作家王宗仁时，我开门见山地问：“您一入伍就去了青藏高原，可有什么撞击心灵的故事？”他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有啊，1958年我在青藏高原当汽车兵，一去就听战友讲了‘唐古拉山的25昼夜’。”
那是1956年12月24日，王宗仁所在团一营204名官兵在副团长张功、营长张洪声带领下，出动近百台车进藏，当车队行进至唐古拉山时，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风雪袭来，10级狂风伴着零下40多摄氏度的低温将车队困在山路上。当时进退都难，与外界联络也中断了。25个昼夜，断粮断水，生死存亡摆在每个人面前。危难关头，营党委在唐古拉山坡的军车旁，顶着凛冽风雪，站着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党委会，做出继续前进的决定，并传达到每一个班排。一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风雪突围战”打响了。25个昼夜，期间恰逢1957年元旦，饥寒交迫的战友不改豪迈的革命热情，敲起锅碗瓢盆来欢度新年。25个昼夜，战友们用铁锹和双手生生挖出一条冲出死亡线的“雪胡同”，随着脚印一寸寸延伸，死神在英雄们面前退却了。25个昼夜，50多名官兵被冻伤，却没冻坏一台车辆，没损失一件承运物资。当他们走出没膝的雪地时，前来救援的战友们落泪了，这些英雄们一个个衣衫褴褛，脸色黝黑，像荒野里走出的野人。
青藏高原，一个冰雪的世界，鲜有绿色，且缺少鲜花，但却不缺战士的脚印。他们的脚印深深浅浅，是军旅生涯的印记；他们的脚印密密麻麻，是报效祖国的音符。在青海玉树有一个海拔4400多米的五道梁，被称为“生命禁区里的禁区”。坚守五道梁的军人都是千挑万选的佼佼者。为解决缺氧问题，部队在每个战士床头都安装了供氧装置，以保证他们晚上能够入睡。即便这样，我们的战士仍不时面临生死考验。当刺骨的寒风从五道梁吹过时，氧气似乎也被吹跑了，有的年轻战士无法逃脱严重的高原反应，永远留在了那里。两千多公里的高原线上布满军人的英魂，几乎每3公里就有一位战士长眠于此。
在青藏高原，军人的脚印就是生命之花，开在兵站，开在哨卡，开在千里运输线上……共和国军人在用双脚丈量祖国版图中那博大而美丽的青藏高原，他们以青春和生命为代价，将幸福的阳光洒在了共和国的城市、乡村、山野与江河……
百年风雨，百年巨变。历史的脚印验证了一个政党的成长，从嘉兴南湖的脚印到井冈山的脚印，从杨家岭的脚印到西柏坡的脚印，从天安门广场的脚印到深圳湾的脚印，历史的脚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的苦难辉煌。生命里的脚印也验证了一个国家的凤凰涅槃，从刀耕火种到两弹一星……日出东方是历史的必然，夸父逐日追赶的是明天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