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曾经是湖南桃江县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一个在南方的水田里奔跑玩耍的男孩。

我有一个任过湖南江道区司令官的父亲，这也许是我与其他农村孩子不一样的地方。他是中国革命同盟会成员，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战争。我承认我小时候对他所知甚少，甚至经常因无法记起他的长相而惆怅不已，因为我平时很难与他见上一面，即使见面也是匆匆分别，似乎有天大的事情在等着他。他总是显得神色疲惫行踪诡秘，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因病死于1917年，那时我才15岁，可他对我的影响有一生那么长。

我长大后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从军这条路，来报效我的祖国。我曾经考入湖南讲武堂，毕业后参加了反军阀的斗争，却步步受挫。直到后来，我找到了我的组织，中国共产党。

那年我二十出头，考入了黄埔军校一期。没等毕业，我就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做了一名学员，和毛泽东成为师生。我没有想到，我们将成为生死与共的战友。

凭借引人注目的军校双文凭和不错的军事才能，我连升军职。坦白地说，我对功名并不十分热衷。我出生于农村，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把农民当做革命的同盟军无比正确。中国的苦难太重，只有把最底层的无产者都动员起来，才会有云开雾散的一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毅然加入到这个当时还很弱小的阵营，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9月，我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这次战斗中，我当上了工农革命军第3团第1营营长。我们根据命令于9月11日在江西铜鼓操起家伙开始动手，并迅速占领了浏阳的白沙镇、东门市，一度势如破竹。我打仗称得上是一把好手，指挥起来气定神闲，我的战士们也都非常勇敢，可是，国民党军队太过强大，我们失利了。

我们离开文家市向南退却。路上我们又一次次地遭到国民党兵的追杀，我的老团长、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在芦溪牺牲，这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疲惫不堪的我们在永新三湾进行了改编。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若干年后，这里被称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和圣地。

二

在井冈山，我们有了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为了开辟和扩大根据地，我们四处出击。10月的一个早晨，我们正在遂川大汾宿营，突然遭到了一股强大的武装袭击。我们对地形不熟、弹药不足，对方显然熟门熟路、火力很猛。我们的队伍被打成了首尾不顾的两截。我们后来知道了，那是当地大地主肖家璧的私人武装。

在匆忙中，我率领的部队与主力部队失散。我指挥战士们边打边退，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山乡野村转圈圈，完全辨不清方向。我们来到了一个县城，当地人告诉我们，这里是湖南桂东。在那里，我们有幸遇到藏身在滇军范石生军营里的南昌起义部队。朱德与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他们关系要好，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才有了容身之所，我们也因此在桂东取得了合法的身份。就这样我们在桂东过了一个多月，传来了井冈山部队占领茶陵的消息，我于是率领队伍告别了桂东匆匆赶往茶陵。正遇湘军围困茶陵，我率部从外围杀入，这段时间的休整和训练让我们的战斗力倍增，围城敌军顿时溃退。

很快，我重新回到了井冈山。井冈山到处红旗猎猎，墙上写满了宣传工农革命军政策的标语。我对井冈山其实一无所知，可我就像游子回到了故乡那么亲切。

从1928年1月到3月，我和我的战士们日日枕戈待旦，我都不记得打过多少次仗。我经常在战壕里看着太阳升起，月亮缺又圆。我们身上的灰色军装经常脏兮兮湿漉漉的，有时候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汗水。我的战士是好样的。井冈山寒冷异常，生活条件艰苦，他们依然是单衣单裤，吃红米饭、南瓜汤、干辣椒，睡稻草铺，兜里都只有几角钱，可是打起仗来，个个都是不要命的好汉。

我们大多数时间是在路上行军、打仗，随处都是阵地，随时都准备迎接新的战斗。我已经熟悉了井冈山区茅草的气味、植被的气味，因为我们经常和它们为伴。我的耳朵天天响彻着冲锋号声，枪栓拉动的声音，子弹的啾啾之声，以及手榴弹的爆炸声。我们始终是井冈山的前沿部队，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尖刀和屏障。为了接应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上井冈山，1928年4月我去了湘南。这次，我们遇上了对手——湘军集3个团的兵力抢占湖南酃县，企图卡住朱德部队上山的咽喉。两军交战勇者胜，我指挥全团沉着应战，先后打退过敌人的十多次冲锋。有一个叫湘山寺的地方属于战略高地，我们相互争夺，拉锯般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最后我采取了正面吸引、迂回突袭的战术，总算消灭了湘山寺的守敌，完全控制了这一战略要地。战斗，因此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然而，有两颗机枪子弹打中了我左脚。我顿时痛得晕死了过去。

三

朱德、陈毅的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正是初夏，井冈山万物葱茏，植被丰茂。会师后的井冈山有与这个季节相得益彰的生机勃勃。可我不幸成了一名伤员。

昔日的我生龙活虎，可在两军的会师大会上，我被迫躺在担架上被战士抬着进了会场。所有的人为我欢呼，因为我是为两军会师出生入死的勇士，其中声音最大的肯定是我的战友。我在担架上欠了欠身向他们挥手致意，可是我的脚伤让我痛得咧开了嘴。

红四军成立后，我担任了第11师师长兼第31团团长。在稍后召开的湘赣边界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又被选为特委委员。可是这些职务对我不过是一种名誉。我无法履行我的职责。我几乎所有时间都躺在医院里，工作都是由别人代干。

我住进了红军医院。我以为自己的枪伤并不严重，伤在脚踝部位，并不是要害。我要医生把子弹取出来。我想取出子弹之后再养一阵就可以重上战场。当时医院条件非常简陋，不要说没有消毒的西药，就连做手术的麻药也没有。可为了能上前线，我要医生在没有任何麻药的情况下切开我的脚板。可是医生切开我的脚板后，用竹片制成的粗糙无比的镊子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那两粒弹头。

我的血流了一地。让我很不满意的是，它们不是鲜红的，而是呈黑紫色，并且有难闻的腥臭味。我的肌体正在发生可怕的变化。

我以为命运只是取消我行走的权利。我想我顶多会成为一名残废，可是我料不到那反复切开的伤口已经住进了死神。

我的脸越来越瘦，越来越苍白，而我的腿肿得越来越粗，颜色在加深，仿佛是一件铜铸的雕塑那样金光闪闪。最后，甚至肿到了小腹。我的身子变得无比难看。那条肿胀的腿，是任何宽大的裤管都容不下的，我索性剪开裤子，让肿腿裸在外面。那是该打着绑腿走在行军路上强健有力的腿，可是现在，它只能待在病房里。

与伤病作战是一场更为残酷的战斗。

四

我终于要说到盐了。

在井冈山，盐这种寻常人家五味盒里再普通不过的东西，成了无比珍贵的晶体。国民党在通往井冈山的路上设置了重重关卡，他们叫嚣，即使把一粒盐绑在鸟腿上，他们都要把它打落在封锁区以外。即使是秋天的霜、冬天的雪，他们都要尝尝是不是咸的。他们妄图用对盐和药品进行封锁的方式，把红军困死在井冈山。

部队有不少战士因为很久吃不到盐已经全身浮肿，行动乏力。我听说，在行军途中，有的战士倒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了。而更多的战士，他们行军湿透军衣的汗水里，也没有一点咸味儿了。盐也是在没有消炎药的情况下杀菌防感染、清洗伤口的替代药品。我亲眼看到，有很多伤员，他们的枪伤因为没有盐的清洗，已经开始大面积溃烂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在井冈山进行的革命，其实就是一场与国民党军队的盐的战争。

为了打赢这场战争，井冈山军民个个都成了捍卫盐的战士。大家一起动手用陈年老墙的泥土熬制硝盐，代替食用的盐。这种方法熬出来的硝盐味道不太好，很苦，但总算可解一时之急了。也有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从国民党控制区偷偷向根据地运送食盐。他们把盐藏在竹筒内、货郎担里、篮子底下、双层底的水桶底内等，但最后都被国民党兵发现了。有一个叫聂槐妆的井冈山妇女，办法更为绝妙。她把食盐溶化在锅里，把棉衣浸泡其中，待棉衣把盐水全部吸入，然后烘干穿在身上，外面罩上一件外衫，趁天黑后通过封锁线，爬山过坳找到红军驻地，脱下棉衣用水稀释、烧干，一次可以得到不少盐呢。可是最终，她和其他许多同志一样，引起了国民党士兵的怀疑而被捕，牺牲时年仅21岁。

我这个医院里的老病号，也有机会加入到这个战斗中来了。

第31团的战士们前来看望他们的老团长。他们给我带来了一小包盐作为礼物。我本来再三谢绝，这么珍贵的东西应该献给在前线杀敌的战士，或者医院里其他的伤病员，而不应该给我这个躺在病床上的废人。可盛情难却，最后我还是留下了这一小包盐。

我的舌尖，多么想尝尝这久违了的让人馋涎欲滴的咸味呀。

我的伤口，多么想享受一次痛快淋漓的清洗呀。

可是我没有用它。在我眼里，那已经不是盐，那是一箱足可以让整个部队提高一倍战斗力的重型武器。

不久，这包盐派上了用场。医院里已经断了盐，有一个星期没有给伤员用盐水洗伤口，野地里采的金银花熬的水并没有什么作用。我把这一小包盐从枕头下拿出来，我希望医院里所有的轻重伤员都能痊愈，到前线为保卫井冈山根据地奋勇杀敌。

我的脚肿得越来越厉害。虽然我在医院里经常和伤员们一起大声说笑和唱歌，事实上，我经常发着高烧，痛得彻夜不眠。为免得影响大家的休息，我咬紧牙关，绝对不喊出声来。

可我又一次得到了提拔。1929年初，湘赣两省调集重兵进攻井冈山，红四军决定将主力引向赣南，红五军留守井冈山。而我，一个只适合躺在担架上的伤员，一个很长时间只与自己的枪伤作战的战士，被留下来担任红五军的参谋长，与红五军一起守山，用我的所学，制定作战方案。

但不久，井冈山失守了。红五军突围出山，我被当地百姓护送到深山的石洞里。

我躲在荒无人烟的山洞里。除了一点干豆和竹笋，没有粮食。我衣衫单薄。我又冷又饿。

我经常在洞口看着雪漫天飞舞。我会大声问：有人吗？可是只有风在呼啸，只有雪扑扑地从树上落。

望着满山的雪，我会出现幻觉。这是上天撒下的来拯救我们队伍的盐吗？有了这些盐，我们800多名伤病员如决堤的伤口就可以堵住合拢，我们的士兵就可以非常强健地去冲锋战斗了。我也可以得救，重新威武地站在我的士兵面前。

我在进行我一个人的战争。我是我的战友，我也是我的敌人。我的身体里有两个我，一个是被寒冷、饥饿、伤病、孤独纠缠不休的我，一个是在枪林弹雨中无所畏惧的充满了求生愿望的不屈的我。

许多天后，当地方上的同志把我找到时，我骨瘦如柴、胡须拉碴、神志不清，差不多奄奄一息了。

可我知道，我赢了。

五

山洞里的折磨彻底摧垮了我的身体。我看到我身体的战壕里一片狼藉，我生命的城池随时会被攻陷。每到夜里，我就仿佛听见我的伤口响彻死神的嚎叫。我经常被烧得神志不清。

我被转移到永新县一座叫蕉林寺的寺庙里。我看着寺庙里的佛像，他们端坐在自己的莲花宝座上，佛像前有供人朝拜的蒲团。而我心中也有一个祭坛，那是我信仰的关乎民族和民生的主义。而我，要和无数的死难者一起，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这个祭坛。

我的眼前经常一阵模糊。有时候，我似乎看到了我的父亲。他一身戎装，威风凛凛。我与他走了一条不同的路，我也有赫赫战功，我不知道我今天的样子是否让他满意。

我把自己使用多年的一支勃朗宁手枪交给了守在一旁的战友——这意味着我已经准备向命运缴械。我曾经希望枪管里的吼叫唤醒更多中国人的血性，而现在，我希望我的枪，依然能发出我的吼叫，依然葆有我生前的血性。

六

我叫张子清，小时候叫过一段时间张涛。我生于1902年，属虎，死于1930年5月。

我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守门人。我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部苦难、悲壮与抗争的一个象征。

不，我其实就是一粒盐，一粒普通的盐，一粒经过战火冶炼的盐，要消失在时间的水里。

一粒穿灰色军装的盐，要融化在中国革命的血管里，成为摧毁黑暗、腐旧世界的一切勇气、血性的源泉，成为让旧中国的巨大创口迅速愈合的良药。

我很早就知道，只有无数的盐融化于中国的血管，才能把那颗跳动了五千年的衰老不堪的心脏重新激活，才能让全身乏力、两腿虚弱的中国站直了身躯。

为了让中国站立，我抱着融化之决心。我死而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