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国家都有这样一些经典文艺作品，镌刻着民族的记忆和情怀，承载着人们共同的情感和希望。这些优秀文艺作品，历经岁月沉淀，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着灿烂的艺术之光，留下永恒印记。

在中国人民的内心深处，就有这样一首交响乐作品。它荡气回肠、大气磅礴，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听到它那恢宏的旋律总会令闻者动容，肃然起敬。它就是交响序曲《红旗颂》。在重要的历史时刻，或是国家大型庆典活动中，我们常常会听到《红旗颂》温暖、深情、壮美的辉煌之声。它以生动感人的音乐语言讲述着中国故事，彰显着中国气派和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奏响了气势磅礴的中国之音。

一

《红旗颂》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由著名作曲家吕其明创作。当年写就这部作品时，作曲家只有35岁。我们不禁感慨，到底是怎样的人生体验，能让一个青年人写出这样厚重深沉、感人至深的作品。

自古英雄出少年。1940年，年仅10岁的吕其明与12岁的姐姐参加了新四军第二师的抗敌剧团，成为一名文艺战士。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吕其明经受了战火洗礼和艰苦生活的磨砺。他曾深情地说：“战争既熔铸了我的灵魂、意志，也赋予我血与火、爱与恨的音乐灵感。钢枪伴琴弦，硝烟卷歌声。在这战地课堂，在这以抗战音乐和民间音乐为课本的年代，我作为一个只读过4年书的10岁孩子，同时又作为一名部队文工团的文艺战士，像进了一所没有围墙和门牌的生活的大学、战斗的大学、艺术的大学。唱歌、演戏、教歌、行军、打仗、宣传鼓动，把我和指战员们、乡亲们交融在一起，把我一颗稚嫩的心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交融在一起。”

吕其明的成长深受父亲吕惠生影响。吕惠生是一名知识分子。七七事变后，他怀着满腔热血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四处奔波为人民军队筹集粮饷弹药，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名单”。危急关头，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吕惠生携家人投奔了新四军。吕惠生在日记中写道：“我之全家，已委托全部生命于革命。革命进则我家存；革命败则我家亡。此已为明显不易之铁的事实，我何他虑？”1942年，吕惠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战斗在皖江抗日根据地。1945年9月，他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狱中，他挥笔写下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1945年11月13日，吕惠生在南京郊外英勇就义，年仅43岁。

父亲的牺牲，强烈震撼着年幼的吕其明。多年后，回忆起父亲，吕其明动容地说：“父亲走了，虽然他没有留给我任何物质意义上的遗产，然而，父亲留给我巨大的精神财富，使我受益终身。亲爱的父亲给了我生命，也给了我铮铮铁骨、耿耿丹心、一腔热血、浩然正气。父亲的英雄形象是我崇高的目标，让我踏着父亲的足迹前行。”

1945年8月，15岁的吕其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入党是我的起点，从此确立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文艺观，我决心把一切献给党，献给祖国和人民。”

二

革命家庭的精神浸润，部队文工团9年的战斗生活和艺术实践，让吕其明受到极大的锻炼和艺术熏陶，也深深影响着他的音乐创作。这一切为他后来创作《红旗颂》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灵感和烈火般炽热的激情。他说：“父亲和无数先烈志士的奋斗和牺牲，在我的心灵深处耸立起了一座信念和情感的丰碑。”吕其明后来创作的《红旗颂》《铁道游击队》《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使命》《白求恩》等众多主题鲜明、激情澎湃的音乐作品，正是他对心灵深处那座庄严丰碑的深情倾述。崇高伟岸的英雄精神，化作串串音符从作曲家内心深处迸发出来，感动着无数倾听者。

1965年2月，吕其明接受了音乐界前辈们交给他的一项创作任务，创作一部歌颂党、歌颂祖国和人民军队的音乐作品，指挥家黄贻钧建议曲名定为《红旗颂》。多年后，当吕其明再次谈起这段历史，依然激动不已。“当年接受《红旗颂》的创作任务时，心潮激荡，夜不成寐，深深地陷入了对自己战斗生涯和在红旗下成长的回忆之中，提起笔时，满眼是迎风飘拂的红旗。那是一面面用千万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红旗，这其中也有我父亲的鲜血。红旗，在我眼中已不是一面普通的旗帜，而是革命的象征。它指引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终于迎来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那一面面鲜艳的红旗一下就化作新中国成立时，天安门前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瞬间那国歌声、礼炮声、欢呼声，响彻天安门上空。这情景一下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仿佛转化成一串串无比美妙的旋律。我真是难以抑制住内心的激动，饱含热泪写下了《红旗颂》的第一个音符……”

《红旗颂》以交响序曲的体裁形式创作。作品分为三个部分，单主题贯穿发展的奏鸣曲式结构。作品开篇，在引子部分由小号吹出嘹亮的号角，那是战斗的号角、胜利的号角。引子的中间部分，作曲家有意识地从国歌的曲调因素中派生出一个主导动机。这个动机贯穿整部作品，树立起一个鲜活动人、催人奋进的红旗飘飘形象。呈示部的主题，宽阔而抒情，优美又宏大，这是贯穿整部作品的颂歌主题，热情讴歌了党带领人民群众突破一切艰难险阻，取得了辉煌瞩目的伟大成就。代表红旗的主导动机与颂歌的主题相辅相成，构成全曲的主体基调，音乐形象鲜明生动、统一凝炼。连接部从主题中派生出一条温暖细腻的音乐线条，娓娓道来，仿佛诉说着峥嵘岁月那一段段动人往事，又好似把党比作母亲的深情讴歌，尽情表达着对党的无限感恩与崇敬之情。在展开部中，由作品开篇的四四拍子转入四二拍子，三连音节奏的密集运用，营造出紧张激烈的战斗气息，把听者带入到炮火纷飞的革命岁月。红旗主题的出现，代表了党带领人民群众，在红旗的指引下浴血奋战的壮烈场景。再现部中，呈示部主题再次升华，配器浓墨重彩，旋律呈现出更加丰富厚重、波澜壮阔的音乐特色。尾声引入《东方红》和《国际歌》的音调因素，展现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继往开来、永创辉煌的恢弘气势。

作品和声语言纯朴亲切、简洁明朗，烘托着气势磅礴的旋律进行，一股难以遏制的澎湃激情油然而生，使得整部作品始终洋溢着崇高壮美的音乐气质，深刻体现了作品宏大的叙事结构，产生了英雄性、史诗性的艺术效果。

作曲家在创作中，将东西方音乐表现手法融会贯通，积极尝试将西方交响乐创作的经验与我国的民族音乐巧妙融合，特别是借鉴了西方音乐贯穿全曲的主导动机写作手法，树立起一个代表红旗飘飘的生动形象，象征着伟岸的红旗精神在风雨洗礼中历久弥坚，催生出不竭的革命动力。作曲家还广泛吸收多种民间音乐元素，用概括的手法使颂歌的主题音乐更加具有浓郁的民族特征、民族神韵和民族气派。

三

1965年5月，《红旗颂》在第六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作为开幕曲首演，获得巨大成功。作品以其厚重的历史题材，宏大的艺术构思，以及质朴亲切的音乐语言，受到听众的喜爱。作品也为中国风格的交响乐创作，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

这部作品在国际上也很受欢迎，曾在维也纳、纽约、布达佩斯、莫斯科等地音乐厅奏响。有国际拍卖公司看中这部作品，游说吕其明将其拍卖，被吕其明断然拒绝。他说：“《红旗颂》不能卖，你们出再高的价格都不卖。《红旗颂》和其他作品情况不一样，它不是普通的作品，也已经不是属于我个人的了，而是人民和国家的财富……我如果卖的话，卖的就不是《红旗颂》，而是我的良心了。”

《红旗颂》从首演到今天，已走过半个多世纪，但它依旧魅力不减，那壮美动人的旋律一直响彻在祖国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