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伏祥：北乔的长篇小说新作《新兵》（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1月）聚焦“兵之初”这个特殊阶段，生动而又真实地呈现了新兵们的蜕变过程。

《新兵》塑造了“新兵”这个人物群体的典型形象，诸如新兵吴加林、唐志刚、贾海涛、陶有财、章大强、白小柱，也包括班长夏奇寒。小说通过不同的故事和叙事角度，将“新兵”这个人物群体的形象立体化。“新兵”既是个体的呈现，又是集合的符号，因此比单一的人物更具有丰富性。比如白小柱这个人物，他家境优越，从小娇生惯养，但他却不喜欢始终生活在父母的关照下，想通过军营的锤炼，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小说中有一个段落，他的母亲来看他，他告诉母亲以后不要来了，影响他训练。他见到母亲时所表现出的腼腆，有点令人意外。很显然，新兵连的生活，正在影响和重塑人物的性格。

在叙事表达上，《新兵》呈现出强烈的散文化风格。北乔对新兵成长过程的记录细腻、精准而又饱蘸深情。这其间，无疑复现了作家自己当年当兵以及带兵时的军旅经验和心路历程。小说对于新兵的各种特殊经历，面临的各种情况、问题以及心理和情感层面的各种反应，都写得真实可感。娓娓道来的叙述中，浸润着作家对部队深厚的情感和扎实的经历。正因为熟悉，这些描写自然而又真切，生动而又具体，新兵们承受的苦涩、疼痛和考验在作家的笔下也便成了温馨的回忆、欢乐的珍藏。

《新兵》在细节处见生活，于温情中见思想。比如吴加林，原本不想去当兵，只是因为父母的强迫才去的，在军营中，他开始的表现并不积极，有几处细节写得非常真实、非常生活化。比如他偷偷用了别人的洗衣粉洗衣服，去厨房帮忙，就是为了多吃几块肉等。对于吴加林的状态和这些举动，作家既没有妄加批评，也没有人为地拔高，而是让人物自然真实地成长。在北乔笔下，新兵们并不完美，甚至还有很多毛病和缺陷，甚至有的人物的入伍动机并不纯粹、更谈不上崇高。北乔把笔触延伸进新兵的内心深处，在温情的描摹中表现他们面临的窘境和明亮的精神。新兵们倔强的泪水，也折射出北乔曾经执着坚守的军旅梦想。作家对于这些并不完美的新兵，寄寓了深厚的情感和希冀。最终，经受了新兵连的砥砺，新兵们换羽重生，快速成长。

也正是通过这些情节上的冲突与矛盾，小说获得了叙事的动力，也彰显了思想的张力。就新兵群体而言，他们在艰苦环境中锤炼，心智终获成长，但是小说并未言明他们后来的出路与发展，只是截取了他们如何成长为合格的武警战士这一人生断面进行浓墨重彩的书写。叛逆、吵架、摩擦、私心、小算盘，充斥在新兵蜕变的日常生活中，然而，吃苦耐劳、顽强坚韧、勇敢追求、积极向上的美好品质也让新兵们彼此理解、心意相通。孤儿贾海涛平生第一次过生日，让宿舍里原本有这样或那样摩擦的大家聚集在一起，泪水和欢乐、温馨让部队成了“咱们的家”。作家着力呈现了新兵训练的艰苦，呈现了部队管理的严格，呈现了军人铁的纪律的一面，也充分描写了军营中的温馨瞬间。

《新兵》从故事的层面看栩栩如生、细腻真切，也塑造出了一批富有时代感、典型性的人物群像，不仅将“兵之初”特殊的人生况味书写得淋漓尽致，更彰显出军人的初心、气质和精神。

北乔：一辆卡车在加速，一个兵在后面追，不停地喊：“我的枪，我的枪。”驾驶员显然是听到了，扭头看了看车厢里的冲锋枪和车外焦急的兵，脸上露出恶作剧般的笑容。我严厉地命令驾驶员停车。待那个兵从车上取下枪后，我又严厉地批评了他。我的意思很明确，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那个兵下车时忘记了自己的枪，是大忌，驾驶员如此与战友开玩笑，也是大忌。

这其实是一个梦。当年在部队时，我很少做与营区有关的梦，而转业后这十年，梦里常有军旅。有意思的是，但凡我在创作军旅题材作品时，从没有做过有关军旅的梦。或许，把军旅记忆写在纸上，本身就是一种梦。

在部队的时候，我喜欢听老兵讲故事。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老兵讲的那些故事，有不少是他们添油加醋甚至想象出来的。每每这个时候，我眼前仿佛有两个人，一个是讲故事的老兵，一个是故事里的老兵。那时，我并不知道，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人。后来有一次，一个新兵因外出超时被班长批评了，找这名老兵诉苦。老兵对他说：“这事儿跟条令条例、规章制度无关，你也别和我唠叨，说到底，你在和自己过不去。你知道兵该是什么样子，你也想当个好兵，但另一个‘你’经常做不到，就是这么点儿事。”

有意思的是，从军后的第一个十年，我的文学梦还没有发芽。那时，我热衷于新闻报道，尤其对摄影感兴趣。我特别喜爱抓拍。那段时间，我给很多战友拍过照片，把他们不经意的瞬间留下来。有不少照片，给了他们些许的陌生感。他们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照片拍得好玩，是我，可又有些不像我。”记得有位新兵，平时有些散漫，总是说训练没劲，从不用心。某天，我把他在匍匐训练中的一张照片送给他时，他笑嘻嘻接过去，看了一会儿，露出很认真的表情问我：“这是我吗？我在训练时会这么认真？”我没有接他的话，因为我知道，此时的他并不需要我的答案。过了几天，他找到我，请我给他多拍几张这样的照片，他对我说：“照片看了又看，这才是我心目中当兵的样子。”

是的，当兵得有兵的样子。如此的“军人形象”可能有些粗线条，就像中国的大写意绘画，不一定穷形，但神韵密实。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整个社会对“军人形象”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认知，甚至已渐成为“集体无意识”。这绝不是想象性的建构，而是源于生活本身。这样的“军人形象”，是有关军人的本质，虽然有时呈现出来的是军人精神、性格等的碎片化的细节。更多的时候，无需多言，或难以用言语准确地表达。随着时代的变化，“军人形象”也在变，变得更加丰盈充实，在承袭传统的同时闪耀着现代感。

如此，每一个当兵的人，当初都是怀揣“军人形象”入伍的。我一直相信，自从走入营区、军装在身，说到底，军人便开始了自我修炼。这完全决定了我的创作理想和实践。表面上看，我的军旅生活和写作，都与战争无关，都是日常营区里的兵家常事。但我不仅是与当代军人的生活对接，更是试图抵达军人内心的真实。

我最初的写作，就爱使用“兵们”这一指称。我也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喜欢“兵们”这个词，尽管这个词是仿照“我们”或“你们”生造的。因为这样的喜欢，2007年，我一本散文集的书名就是“天下兵们”。我对这个词充满了感情，缘于它给我带来的亲切感以及难以替代的内蕴。能与此词相比的，就只有“兵味”了。我甚至固执地认为，所谓英雄叙事，究其本质就是写出最浓烈的兵味。比如战争小说，便是在一种极端的状态中呈现出兵味的极端性。这样的爆发，总是由日常生活积聚起来的。战争与日常，这也正是军旅文学的两极，缺一不可。

写什么，是个问题，之于当下的军旅文学更是如此。关于军旅文学的当代叙事或军旅生活的日常化书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其边界似乎超过了现实本身。这涉及到对生活、对军人的认知态度。同时，这又是英雄叙事的当代性表达。就我个人而言，我始终认为文学不仅是人学，更是人自我内在的冲突性书写。这其实是人生最为基本又最为核心的关系，即人与自我的关系。其他的关系，要么是此关系的衍生，要么最终会归化为此关系。就像军人，一身军装、一份有关军人形象的记忆，以及营门、营区所带来的熏陶、改变，等等。这些外在的因素，在我看来，构成了军人的另一个“我”。军人的成长和锻造，就是在与这个“我”打交道的过程中实现的。

军人离开了战场，战争成了时远时近的背景，这样的生活，不仅是回望或焦虑这般简单。我们常说，军人首先是人，但同时我又明白，军人有其特殊性，军营也是一个区别于普通生活空间的特殊世界。因为这样的特殊性，军旅文学自然有其特别之处。比如兵们之间的关系，与社会上的种种人际关系大不一样。少了许多欲望，少了许多的利益，更多的是彼此精神的映射。兵们之间的相处，有争斗有对抗，但纠缠其里的是精神与智慧的战术较量。我同意军人首先是人的说法，但我坚持认为，军人是一群特殊的人，是具备英雄性的人。过于强调军人是人，看似是在尊重人性，其实是淡化了军人之所以为军人的本质。英雄性是被兵味浸染的，如果我们偏执地把军人当作普通人来写，将失去军人之所以为军人的完整性。这一完整性，既指涉文学，也关乎生活。

当代军人的成长，不是撕裂或者困惑。军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总是走在理想之路上，不断地挑战自我。军人的成长以及生活，是在不断地调整和处理与自我的关系。所以，军营内的世界既无比复杂，又十分地清朗。忽视或轻视营区的特殊性，一味地凸显军旅生活的日常性，这样的作品淡化了军旅文学的本质属性。当然，这只是我的观点，尽管十分固执，但也会理解和尊重有关军旅文学的其他理念的写作。这些年，我看重的是那纯正浓郁的兵味，真诚且坚定地书写当代军人的故事，在军旅文学的日常化叙事中寻找并突出兵味儿。我将此当成我个人军旅生活的延续，并以这样的方式，一直与我的士兵兄弟在一起。对我而言，这样的写作意义重大，而且必不可少。

和平年代的军人形象不好塑造，缺少战争的军旅故事不容易书写。介入军人的日常生活，讲好当下军人备战打仗的故事，是当代军旅文学的主战场。没有战场上的生死考验，军人的价值容易被轻视，这是军旅文学面临的困境。突破这种困境，是极其有难度的，但又是军旅作家们必须直面并为之持续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