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是党和国家革命事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发挥了独特作用。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是党的钢铁脊梁，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李白曾任红五军团电台政委，1938年被派到上海做地下工作，参与建立秘密电台，负责上海党的地下组织与党中央的秘密电台联络工作。抗战胜利后，李白原本可以按规定撤回解放区，但由于工作需要，他毫不犹豫留在上海坚持秘密报务工作。1948年底，李白不幸被国民党逮捕，第二年在上海解放前夕被杀害。后来，根据李白的事迹改编拍摄了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本文记述了李白为党忠诚奉献，同敌人机智斗争的惊心动魄场面，反映了隐蔽战线斗争的惊险与残酷，以及地下情报工作者的坚定信仰与无限忠诚。
1940年末，我在延安通信学校干训班毕业后，分配到党中央电台二分队当报务主任。我们分队驻枣园的礳家湾，负责同西安、重庆、上海等地党的地下电台的通信联络，任务比较繁重。
我分配到二分队工作时，三局无线电通信处处长刘寅同志强调指出：既要千方百计地完成党中央同各地的通信联络任务，同时，又要求电台人员政治上绝对可靠，严守机密。因为我们是党中央直接管的电台，机密性极强。他给我介绍电台情况时说：“我党中央的电台跟上海电台保持联系是很重要的，因为上海台在敌占区的中心，负责向各敌占区转达党中央的政策、搜集敌伪的情报等。但是，最难联系的也是上海电台，因为他们的电台功率很小。”
懂得无线电的人都知道，功率小的电台在几百公里的距离内通报完全没有问题，而在几千公里外，电台功率小，信号微弱，加上空间各种电波的干扰，困难就大啦。
我不禁问：“上海电台的功率为什么这么小呢？”刘寅同志说：“他们的处境相当危险，不敢用功率大的电台，而且是用收音机的天线作掩护，用功率大的电台容易被敌人破获。”
接着，刘寅同志严肃地交代：“同上海电台联系要专机专房专人，还有特别通信规定。你除了负责整个电台的报务工作外，还要专门担负同上海电台的联络任务。上海电台的负责人是李白同志，同他通信的时间是每天凌晨零点至四点。”
刘寅同志又说：“李白同志是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时参加革命的，是中央军委通信学校第二期的学生。他文化程度较高，人相当精明，在学校时，成绩相当好。长征时，他是五军团的电台政委，1938年从延安派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的。”
我虽然不认识李白同志，但从刘寅同志的介绍中已知道他是个政治坚定、技术熟练的人。从此，我将和他在不同的地方共同战斗了。
那时，我每天盼望零点快点到来。因为零点一到是我同上海李白同志通信的时间。当我戴上耳机一听，好啊！准时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微弱的信号。对方呼叫后，问我电台有报没有，情况怎样，要求回答。我聚精会神地接收那微弱的信号，眼睛紧盯着抄报纸，迅速地抄录着。我们一投入工作，就很紧张，常常是时间过了多久了，都不清楚，外面发生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每分钟要通报100多个字，每个字用四个阿拉伯数字组成。当我收完电报一看，已经通报好几个小时了。这时，也只有这时，才能深深地吸口气。但是，我一想到李白同志是在敌人用灵敏度极高的无线电测向仪侦察下收发报的，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必须尽快地把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发出去。接着，我开始了紧张的发报工作。发报比收听稍微好点，但必须迅速准确，不允许有疏忽。由于长时间高度紧张的脑力劳动，当我收发完电报站起来时，觉得房子在摇晃。我竭力控制自己，定定神，走出房外转上几圈，精神稍微好了一些，但感到很疲乏。
跟上海电台通报后，我正想到中央机要科科长李治忠同志那里去了解我抄收电报的准确程度，刚好，王诤局长到我们电台来了。他一见面就直截了当地说：“袁以辉，我特意来告诉你，上海台的电报你抄收得相当准确。”听到王局长的表扬，一种能完成党交给的重要任务的荣誉感和完成艰巨任务后的愉快同时涌上心头。王局长要我长期负责同上海电台的联络工作。他告诉我，由于长期高度紧张的脑力劳动，前任的几个报务主任的身体都垮得很快，要我注意锻炼身体。接着，他又说：“近来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各地电台干扰很厉害，这是一个新情况。去年国民党军队袭击我陕甘宁边区八路军驻防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也出现过类似现象，要特别注意。”
过了十来天，即1941年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随后，延安收到新四军的电报后，我陕甘宁边区军民愤怒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滔天罪行。党中央办公厅认为，国民党顽固派将玩弄贼喊捉贼的伎俩，利用他们的宣传机构大肆诬蔑共产党，掩盖皖南事变的真相，以达到其欺骗全国人民的罪恶目的。因此，三局指示我们电台，要想尽一切办法，将皖南事变的真相，电告西安、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上海等地下电台，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民族危亡，袭击人民军队的滔天罪行。
我立即将上级的指示传达给电台的工作人员，投入紧张的工作。但是，当我们多次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电台呼叫，告诉他们党中央有重要电报，请他们抄收时，对方却毫无反应。这说明国民党顽固派正不择手段地在干扰我电台工作。报务员“亚一”（周维西)在机子上呼叫一天没叫通，向我建议：连续发报后突然停止，麻痹敌人，然后再突然发报，行不行？我认真考虑了他的建议，指定他选择午夜到早晨6点这段时间采用这个办法发报。
为了揭露和粉碎敌人的阴谋，我们一定要把电报发出去。我考虑了许多办法，决定改变原来同上海台联系时先收后发的程序，一开始就发报。好容易等到零点，我先向上海台呼叫，可是叫不通，也听不到他们的呼叫。除了敌人对电台的干扰外，会不会出现别的情况？电台转移、机器出了故障、被敌人破获等情况都可能出现。我还采取了连续呼叫和连续发报的办法，但都没有能同上海台取得联系。房里的灯光渐渐地暗淡，曙光照进了报房，白天根本无法与上海电台联系，只好等第二天的零点到来。
我焦急不安地走出机房，亚一扑了上来说：“报告主任，给重庆办事处的电报发出去了！”我兴奋地说：“好啊，你完成了重要任务。怎么发出去的？”亚一高兴极了。他告诉我：“零点到了，我连续发报两次就突然停下来。我想，国民党特务总有疏忽的时候吧。停了5个多小时后，将近天亮，我突然发报，发完后，重庆台立即告诉我收到了电报。”
当我焦急地又等到一个零点到来的时候。我想，上海同延安通报是零点到4点，敌人可能已经掌握了这个情况，但还不知道上海台埋伏何处，无法搜捕，只能进行干扰。如果钻敌人的空子，改变通报的波长行不行呢？李白是个精明的人，他定会千方百计地收听延安的电台。
狡猾的敌人等零点一到就干扰我们。这回零点一到，我要跟他们斗智。当时针指到两点时，我就向上海台呼叫，不等他回答，就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和党中央的指示，连续发了两遍。凌晨5点钟，我又连续发了两遍。发完后，我集中精力等待回答。天微明，上海台传来了断断续续的、比平时还要微弱的回答：“延安……12号……375报……收到。”好！上海电台收到了党中央的电报！
不久，我们电台获悉，皖南事变发生后，周副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南方局及八路军办事处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由于我党彻底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并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加上全国爱国人士的压力，国民党不得不暂时表面上停止反共。
在这国内国际斗争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日伪紧密配合，加紧破坏我地下党组织，而电台又是敌人首先破坏的目标。1943年4月的一天，零点到后不久，我正集中精力抄收上海电台发来的电报时，李白同志突然中途停发，向我拍来“PSEQRX”（英语缩语，意即：我这里有情况，请你等等）。一年前，也是零点以后，出现过类似情况。那是因为敌人追捕紧，上海台中途停止发报转移，两天后，恢复了同延安的联系。现在出现了什么情况呢？过了十多分钟，李白同志继续向我发报，发完后，连续向我拍来“PSEGB”（再见），拍了七八次，最后一声拖得特别长。李白同志中途停发时，我的心情就很紧张。此刻，他那声声“再见”，像把锤子一下比一下更重地敲在我绷紧了的心弦上。
我同李白同志单独通报以来，在1000多个夜晚中，一般都是他先发报我后发报，我发出了党中央的指示后，两人互相祝革命胜利，拍完“再见”后就结束通报。在电报多、要延长到天微明时，由于他是秘密收发报，关门闭窗，分不出白天黑夜，我就告诉他：“李白同志，天已微明，再见！”然后他回答：“再见！”今晚，他的情况很特殊，好像是战友送别时从高山顶上传来一声更比一声长的告别声。
过了几分钟，我向他呼叫，听不到回声。过了一小时，我又向他呼叫，仍听不见回声。我断断续续地呼叫到天亮，仍然听不见远方战友的回声。我拿着李白同志发来的沉甸甸的电报，亲自送到党中央机要科，向王诤和刘寅同志汇报了上海台发生的情况。他俩听了以后，心情非常沉重，沉默许久，都认为可能发生了不幸事件。第二天，我比平时提前做好了准备，戴上耳机，等到零点一到就打开机器，希望能像往日一样听见李白准确的发报声。但是，一分钟一分钟、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仍然没有听见战友熟悉的呼叫声，也没有听见悦耳的“嘀嗒”声。
在以后的4天里，我每天零点到了就守着收发报机，从零点到天明，等候着，寻找着，呼喊着。
两个月后，李白同志的爱人带着一个三岁和一个刚满一岁的孩子从上海来到延安，她向领导和同志们讲述了李白同志的战斗情况和被捕经过：
“李白到上海后，为了掩护他工作，党组织介绍我和他认识，并且很快就结了婚。从此，我俩是亲密的夫妻，又是秘密的革命同志。李白精通技术，熟悉各种电信器材，能修理和安装收音机，很快又学会了修理钟表，于是，我们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开了一个修理店。他当老板，我当老板娘。白天，他招揽生意，修理收音机和钟表。晚上，他同延安通报，我望风。我们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也一次次地接受着严峻的考验。”
“由于敌人的活动情况很快传到延安，党中央的指示很快传到上海，敌人为了搞掉我们的通信联络线，派了很多的特务，日日夜夜搜查我们的电台，特别是在我们给延安发报时，敌人追查得更紧。”
“一天凌晨两点左右，敌人在邻居家‘查户口’，我马上给李白报信。李白立即把收发报机收拾起来，临走时告诉我，如果敌人追问，就说揽生意去了。敌人‘查户口’时，发现李白不在家，产生怀疑，搜查一通后，暗中留下密探监视。天亮后，我发现对面店铺楼上有人盯着我们。我很紧张，如果李白提着收发报机回来，一定被敌人查获。我马上装着上街买东西，想通知联络点。可是，敌人盯梢很紧，无法通知。我赶紧买了几样东西，回到家，把洗衣盆搬出来洗衣服，这是有情况的暗号。不料李白提着个皮包回来了。我瞪了他一眼：你没看见我正洗衣服！刚说完，敌人的暗探跟踪而至，假心假意地寒暄一番以后，要看看李白揽了什么‘生意’。我暗吃一惊：那皮包里不是装着收发报机吗？暗探打开一看，见装着两部收音机，检查了一阵儿，没找出什么破绽，又寒暄几句走了。我把发生的情况告诉李白，他哈哈大笑说：早料到他们要来这一手，早准备啦。这里，不能久待，要搬家！”
“我们东搬一处，西搬一处。李白有时化装成老板，有时化装成店员，有时扮技术工人，巧妙地避开了敌人，每天都同延安通报。由于敌人用灵敏度很高的无线电测向仪侦察我们电台的方位，我们不得不经常转移。”
“这天凌晨两点钟左右，敌人发现了我们电台的位置，李白觉察到情况非常严重，他为了掩护电台人员和其他人脱险，在敌人的刺刀下发完了最后一份电报……”
李白同志的声声“再见”时刻在我脑际萦回。他那带着深厚感情的告别词，是向战友们告别，是向亲爱的延安告别，是用自己的青春热血最后一次预祝革命的胜利！
当时，李白同志的爱人二十八九岁，跟李白的年纪不相上下，稍高的个子，长圆形脸，眉清目秀，显得精明能干。当她知道每天凌晨她陪伴李白就是同我通报时，好像看见了多年战斗在一起的战友，心里非常激动。
同志们安慰她说：不管将来情况如何，部队到哪里，我们都会抚育好你的孩子，一定让他们在革命队伍里健康地成长。
李白同志被捕后，严守党的机密，上海党组织没有被敌人破获。三个月后，上海电台又建立起来了，延安——上海的空中通信线敌人是掐不断的！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电台（这时我已任台长职务)立即把这胜利消息拍往上海等地。在以后那漫长的战斗岁月里，李白同志一直活在我的心中，激励我战斗。
（龚益三、陈有源整理）
袁以辉 出生于1915年，江西赣县人。文中身份为党中央电台2分队报务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东北电管局技术局副局长。1998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