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1日，河南郑州火车站熙熙攘攘。一节绿皮车厢里坐着50个女兵，我就是其中之一。火车准时开动，车厢里不知谁先唱了起来:“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在歌声中，我们满怀对未来的憧憬离开了郑州，至于要去哪里，我们当时并不知晓。
穿过茫茫戈壁，列车到达甘肃清水后改道，开向一条地图上没有标注的铁路线——从清水驶向东风。离开郑州三天三夜后，我们终于到达东风场区。我和另外19名女兵被分在43号气象站作训处气象科，成为了气象兵。
不久后，单位宣布我们是新中国第一代女义务兵。从一个城市里的学生娃到一名解放军女兵，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必须跨越的“五道关”。
最难熬的是“想家关”。我们大都是第一次离家，第一次出远门。刚到场区时，出于保密需要，我们不允许给家里写信。之后的3个月里，我们认真学习了保密规定，每个人才被允许有3个通信地址。
3个月和家人完全失去联系，白天还好，大家都在一起训练，感觉不到孤独，可到了晚上就不行了，常能听到某个被窝里传出来的哭声，而且只要有一个人哭，全班都会被“传染”，谁也睡不着了。
场区领导十分关心我们，周末、节假日都和我们在一起，还经常组织我们开展一些文娱活动。气象专家彭风召是我们的教员，我们都叫她“彭妈妈”，她表演的口哨吹奏我至今难忘。
随着部队深入开展教育，我们逐渐明白“舍小家为大家”的道理，明白了祖国人民赋予的责任和保家卫国的担当，而且深厚的战友情谊也让我们对“家”有了更多的认识。
1962年，一场边境作战打响，场区号召官兵积极报名参战。我们20个女兵都报了名，有的还写了血书。许多个不眠的夜晚，姐妹们互相鼓励，互诉衷肠，表示不管批准谁参战，都要争当英雄，戴上军功章。
由于场区试验任务很重，最终没有人去前线，但我们却实实在在经历了一场“生死关”。“把生命交给党、交给人民”从此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进了我们的血液里。
戈壁滩人烟稀少，气候恶劣，部队要在这里驻扎，首先需要解决吃水问题。所以场区决定把祁连山的雪水引下来，修建水库。我们女兵不甘落后，和男兵一起劳动。抬沙子，两人用一根扁担抬一筐沙子，走路一摇三晃，就像在扭秧歌。老兵笑我们，还给我们编了顺口溜：“肩抬筐，三晃荡，脚打泡，手磨茧。”在工地上，每个人都以脚上打泡多为荣。晚上班长帮我们挑水泡，第二天再继续劳动。
由于劳动强度大，很多女兵的腿都肿了，连走路都十分困难，可没有人叫苦叫累。在工地劳动了几个月，女兵们的“红苹果”脸蛋都裂开了口，成了“哈密瓜”脸，但跨过了“吃苦关”的我们，成了水库工地上的“娘子军”，在场区也很有名。
为了解决粮食蔬菜的匮乏，场区开展了开荒种地大生产运动。四五月份的戈壁滩中午很热，帐篷里像蒸笼一样，根本进不去人。辛勤劳作了一上午的我们，午饭后连个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只能把衣服盖在头上，相互倚靠着在阴凉地休息一会儿，还得“提防”着戈壁滩上又大又黑的蚊子，以防被咬后脸肿得像个包子。
开荒的艰辛难以想象，但有了修水库的历练，这些困难在我们面前都一个个“低头”了。除了修建水库、开荒种地，我们20个女兵还打了6口井，帮着场区解决了吃水难题。
来到部队，女兵个个不甘落后，表现都很积极。但是评比就会有高低，如果评不上“五好战士”，很多女兵会觉得沮丧，有人哭，有人吃不下饭，有人睡不着觉。
为了帮助我们正确面对“荣誉关”，场区领导请来一些老兵给我们讲述场区初创时期的艰辛往事。抗美援朝胜利后，他们从朝鲜一回国就随部队秘密地来到戈壁滩，和家人失去联系。后来他们大多悄无声息地返回家乡，甚至不能告知家人自己去了哪里。单位还组织我们参观了烈士陵园，缅怀那些为了国防建设默默奉献、不计得失的“东风人”，让我们深受感动。自此，扎根戈壁、不为名利、矢志奉献就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我们这些女兵在场区负责发射场的气象保障工作，每一个参试人员技术都得过硬。我担负的是弹道风计算工作，要求在发射前30分钟把放气球得到的计算结果报给发射阵地。
为了跨过“技术关”，放气球成了我们的“必修课”。每天清晨5点钟就开始工作，充气球、扎气球、放气球都是一人完成。要把气球套在一个铜质底座上，往里面充氢气，充好气后用绳子扎起来。冬天做这个动作时，我用嘴咬住绳子一头时，舌头往往不小心碰到铜底座上，掉一块皮是常有的事。
观察气球，在室外一待就是2个小时，人都冻僵了，需要别人搀扶才能从观察台上走下来，把身体按摩搓热后才能进屋，不然血管一冷一热，人会疼得受不了。
经过5年部队生活的历练，我们这些“学生娃”都成了军中“花木兰”，三分之一的人提干，继续为国防事业作贡献，其他人复员回到地方。我一直在东风测试站工作，直到1983年转业到地方工作。
当年，我曾在东风场区写过一首小诗，纪念这段青春岁月，诗中这样写道：“看着你头戴帽徽英姿飒爽，看着你目光炯炯无比坚强。洗去了昨天的娇嫩柔美，你成了军营里最美的那朵花。”
上图：上世纪60年代，第一代女义务兵在工地劳动。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