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51年，我与魏巍同志一同在朝鲜战地，我任志愿军第26军战旗报社负责人，刚24岁。魏巍作为原总政治部派往朝鲜前线的部队文化工作者，来到第26军采访战地英雄事迹，他刚30岁，是一位血气方刚、才华出众的新闻记者。

人们也许还记得，1951年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个年头，4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毛主席读后批示：“印发全军”。自此，“最可爱的人”便成为志愿军官兵的光荣称号，慰问“最可爱的人”信件雪片似的从祖国四面八方飞过鸭绿江，传遍朝鲜战地，魏巍的名字也由此传遍全国。后来，《谁是最可爱的人》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成为文学经典，影响了数代中国人。

这篇脍炙人口的名篇是怎样酝酿形成的？我追忆起当时的生动情景：

魏巍同志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著名战地记者，曾亲自到朝鲜前线许多部队采访。他踏冰卧雪，穿过战地火线，迎着敌机轰炸扫射，忍着饥饿，来到了我所在的第26军军部机关，个别访问、读第26军出版的《战旗报》、翻阅战地传单、开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军里领导，有机关和营连干部。魏巍饶有兴味地听取每个人的发言，他听得很投入，并不时地发问：“我们的战士在国外作战，为什么还这样英勇？”“是一种什么精神支持着战士们无私无畏？”这一个个问号，激起了到会人员的思考：“我们的战士是怎样的一种人？”“他们有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

参加座谈会的人争先恐后地发表看法：“我们的战士面对着凶恶的敌人，英勇无畏，不怕苦、不怕死，是源于对伟大祖国的爱，对朝鲜人民的深厚感情。”

“我们的战士，怀着伟大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这是战无不胜的动力，是最本质的东西。”听着官兵们的发言，魏巍同志的眼睛炯炯有神，高兴极了，拍着大腿说：“找到感觉了，找到主题了！”

志愿军战士的英雄事迹、英雄气魄太多了、太感人了。如何表达，从何写起？开始，他采访了20多个战例，后来压缩到5个，再后来又删掉两个，精选了3个最有代表性、最典型、最能说明本质的范例。

一个是壮烈的松骨峰战斗，汽油弹的火焰把阵地烧红了，把战士们身上烧着了，第38军第112师某连勇士们顶着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敌人也烧死；一个是在汉江北岸，一个青年战士，从被敌人飞机炸毁的房子里，冒着火救出已无父母的孩子；一个是战斗中，在防空洞里“一把炒面一把雪”，艰苦奋战的事迹。

如何把战士写得生动，不仅写英勇，还要写思想感情。当时大家深有感触地说：“如果写一次战斗，只写敌人炮火多么厉害，我们战士如何冲，一次又一次冲锋，不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必须写出英雄的高尚灵魂才行。”“如果把活的人写死了，把英雄的人写成机器，再出奇的事迹，也觉得不感人了。”《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有两段战斗和救人的描述：

“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捺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

“呀！满屋子灰洞洞的烟，只能听见小孩哭，看不见人。我的眼也睁不开，脸烫的像刀割一般……只是在地上乱摸……才摸着一个小孩腿，我就一把抓着抱起来跳出门去。我一看……他穿着个小短褂儿，光着两条小腿儿，小腿乱跳着，哇哇地哭……这时候，火更大了，墙上的纸也完全烧着了……扑灭身上的火苗，抱起这个无父无母的孩子……”

上边引用的两段话，就是魏巍同志在一次朝鲜战地座谈会上，志愿军两个基层干部含着眼泪讲述的故事。

《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的形成，是志愿军战士崇高思想感情的结晶，是魏巍同志思想感情潮水的积淀，它时时在我心中荡漾。

“最可爱的人”这一称呼，成为抗美援朝时期的特定用语，它是和魏巍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战洪水、斗冰雪、抗地震、灭火灾等一幕幕的英雄壮举，可歌可泣的人物业绩， 对英雄们最高的赞誉就是“最可爱的人”，它已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人，从血与火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人，更懂得友谊珍贵。

我与魏巍同志从1951年朝鲜战地相会、相知，长达半个多世纪。我们多次相见，每一次，我都能从他身上汲取营养，他的崇高品德，他的文学才能和睿智，他的散文意蕴和美感，都启迪着我，感染着我。

1961年7月，他时任《解放军文艺》副主编，我们在青岛金口路部队招待所一起写作一个多月，他当时正在写之后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东方》。那时，彭德怀已经受到批判，但他毫不顾忌，用他的心血去写，表达着对彭老总的敬慕之情。魏巍同志身子有些胖，在炎热夏天，特别怕热，一写作起来，即使只穿着短裤、背心，身上汗水也直淌。每天中午饭后，我和他去海滨浴场，在海水里游泳成为他一大乐趣。后来他将写成的《东方》著作寄给我，还有他的散文《春天漫笔》，成为永久的纪念。

20世纪70年代，我任原济南军区《前卫报》报社社长期间，他作为《解放军文艺》副主编多次到军区文化部来指导工作。在招待所，我们俩叙述着多年的战友之情。他陆续出版了写抗日战争的著作《火凤凰》、写长征的著作《地球的红飘带》，都及时寄给了我，并谦虚地请我指正。每每看到他的墨迹，思念之情便油然而生。

1990年7月，我专程去北京看望了他。他住在原北京军区西山的一个幽静宿舍里，我们长谈了4个小时后，又一起用餐。他虽已是古稀之人，但仍精神旺盛，和蔼可亲，十分健谈。坐下后，他给了我两本文学杂志，其中有他写的一篇杂文和两篇短论。他说：“文艺工作者需要‘认母’， 生活是源泉，人民是母亲。艺途无止境，但盼后来人。”他的这一论点，至今仍对当前文学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2002年，我撰写了55万字的《烽火人生》一书，请魏巍同志写个题词，他欣然答应，并题写了：“人民养育了战士，烈火锻造了纯钢。”

这个题词，正是魏巍同志人生观、价值观和他一生为党和人民勤奋工作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