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节疫情期间，我惦念最多的是粮食库存问题。直到有一天，新闻上说，目前全国粮油供应充足，我才放下心来。我对粮食的这种情愫是父亲传给我的，伴着我从儿童步入鬓发斑白的老年。如果想了解父辈的青纱帐和麦子地，不妨返回到冀中平原的记忆深处去找。粮食如父亲的血脉，贯穿了他的一生，也和我们须臾不可分离。

父亲给我讲粮食的故事，是在20世纪50年代。那是在山西太原市的家里，他在木床上，摊开报纸，随手指着报纸标题上的两个字，问我认不认识。“粮食！”刚刚上学的我得意地答道。

父亲给我讲了一段往事。1939年秋，父亲在河北蠡县担任第四区游击队一班班长。那阵子队伍主要在清苑县、蠡县、高阳县三县交界的地方袭击敌人，镇压汉奸。一天下午，游击队活动到蠡县北辛庄村。队员们正休息，通信员就进来通知：到王队长那里开会。父亲立即来到村西头一家老乡屋里，见到了区游击队队长王树藩和几个班长。王队长见大伙到齐，扬了扬手中的纸对大家说：“刚才县委通知，说咱们这一带的敌人有动静，让咱们转移到南边一段时间。”

父亲小声问王队长：“明天的伏击还打不打？”因为上午吃饭时，王队长在锅台边，跟他小声说了两句准备打伏击的事儿。

王队长对父亲说，也是对大家说，“内线”来了情报，蠡县城里的敌人要给据点送给养。我叫大家来开会，就是和大家商量要不要打？敌人的给养，是七八车粮食，有麦子、玉米棒子，还有一些服装。

听说有粮食，大家的热情立即被点燃。那时，游击队的粮食主要靠自筹，给村公所也派粮。可是，乡亲们确实苦啊！哪家不是吃糠咽菜。粮食就是命根子。

王队长说完，大家齐声附和：“夺下来！夺下来！”王队长最后下定决心，说：“对！这批粮食必须要夺下来。”说完，他就向各班布置任务。

热烈的气氛中，父亲和其他几个班长都没有问情报的来源，这也导致了伏击战的突然逆转。

拂晓，队伍出发了，父亲紧紧跟在王队长后面。队员们脚步沙沙，一路小跑。年轻的小伙子不像是走向流血牺牲的疆场，倒像是奔赴收割的麦场。他们本是淳朴的庄稼人，日本鬼子来了，他们放下锄头，拿起大刀和火铳……

在路边，大家透过草窠空隙，监视着公路上的动静。太阳升起一竿子高时，他们渐渐看到敌人的车队进入伏击区域。这时才发现押车的人数比估计的要多得多。除了汽车上的鬼子，还有不少鬼子、伪军分散坐在七八辆大马车上，大概有五六十人。撤退已经来不及了，一旦撤退，很有可能会被发现，遭到鬼子机枪的扫射。王队长有些紧张，他问父亲：“怎么办？”父亲咬咬牙：“只有打他一下子才能撤！”

王队长小声传下命令，先打汽车上的鬼子。敌人走近了，王队长举起驳壳枪，大喝一声：“打！”他手一扬“叭”的一声，汽车顶上的鬼子机枪手应声倒下。游击队员们也随即一齐开火，手榴弹接二连三甩了出去。敌人猝不及防，被打得晕头转向，当时就倒下一片。敌人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有的游击队员已趁势冲上了公路，想抢粮食。父亲一回头，突然看到后面田野里出现了鬼子骑兵，他朝王队长大喊：“后面有敌人！”王队长显然知道情况的严重性：游击队被敌人包围了。他大喝一声“撤”！

大家刚刚跑进交通沟，只听前面有人喊了声：“敌人！”随即，一阵弹雨迎面倾泻而来，在子弹的呼啸声中，有两个队员中弹倒下。激战中，王树藩队长不幸中弹牺牲。这时，父亲带着几个队员向北冲，不知什么时候，一颗子弹打到他脖子上，他只觉得身体一震，眼睛发黑，嗓子眼儿冒烟。片刻，清醒过来，再看半边衣裳已被血染红。事后才知道，这个贯通伤从颈部动脉擦边而过，几乎致命。不知什么时候，枪声稀疏了。浑身是血的父亲跳进附近村子的一段土墙，侥幸脱险。

父亲说，当年他们太渴望粮食了，所以才冒险打了一场抢夺粮食的伏击战，牺牲11人。那段往事父亲始终不能释怀，粮食是他的心病，直到临终前，父亲在病床上仍在关心国家粮食生产的情况。

时间像一群飞舞的蝴蝶，一只又一只四散飞去。今年春节，我回到冀中平原，衣食无忧的乡亲们还在说老一辈的事情。我站在村边湿漉漉的草地上远望，想象着秋天里一片一片的青纱帐变成金黄色，辽阔的冀中平原漾着一片雾霭，苍茫的历史就在其中时隐时现。抗战时期那些鲜活的故事，那些关于粮食的传说，依然在平原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