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进入新时代，呼唤有着新气象的新人新作出现，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界的共识和热望。这也是军旅文学亟待突破的方向。军人形象的塑造、英雄话语的建构是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始终坚守、勉力张扬的重要向度。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军旅文学中也出现了某种“远离崇高”“淡化英雄”，将军旅生活过度日常化甚至庸常化的写作倾向。过度沉溺于日常经验并将这种审美判断上升为圭臬，会极大弱化军旅文学自身的传统和特质，不免令人忧心。

进入新时代，种种新情况、新经验、新命题层出不穷，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亟待军旅文学进行持续跟踪、正面强攻、鲜活呈现、深度表达，这是时代赋予军旅文学的使命荣光，也是军旅文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新生代”军旅文学之所以谓之“新”，恰是与新的时代经验和新的文学命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生代”军旅作家是军旅文学的中坚和希望，他们的写作蕴含着新的发展空间，提供了新的文学资源。这一作家群体已经引起了理论批评界的关注，对存在的问题和新的发展趋向，也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王冰冰：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写实”与“新历史”这两股文学思潮改变了文坛风貌，对军旅文学也产生了持续且深刻的影响。进入21世纪，军旅文学在对当代现实题材的处理上基本上延续了“新写实”的美学风格，而在对历史战争的书写方面，则大多沿用“新历史主义”的叙事策略。这两种思潮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其功过是非尚待考量与检验，但是对于军旅文学而言，其影响未必都是积极正面的。军旅文学在吸收借鉴新的文学、文化思潮与表达方式时，不能放弃主体的传统与立场；在战争书写中尝试创造具有“内在深度的自我”的同时，亦不能放弃对社会、历史意义及战争性质等基本价值判断的坚守。

具体落实到中国的语境，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始终是被动地卷入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中国，面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何曾有过半点选择的自由？在书写战争历史的时候，除了普遍的人道主义情怀，还需要考量战争的性质，需要联系20世纪历史的特殊性，尤其不能忽略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正义诉求。那么，军旅作家在考察及想象战争时，更需要明确自己的位置与立场；对于战争的性质与本质，应该有着更为深入且清醒的思考。将西方战争文学中“反战”主题不假思索地搬用到严酷的中国战场中，不过是在用他人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容易陷入错位表达与主体丧失的窘境。

在“新生代”军旅作家中，西元一直坚持对20世纪的中国战争历史进行正面强攻。从甲午海战、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他视野开阔，且在历史观念、叙事策略与写作技巧等方面均有一定的突破。虽然在小说形式层面屡有创新，叙事也多取民间与个体视角，但是西元拒绝将战争历史作虚无主义的处理，对战争进行深入的、带有形而上意味的思辨是他一直坚持的写作伦理。他笔下的战争场面及战争中的人都体现了一种悲壮的崇高美学特质、一种毫不妥协地抗争与搏斗的精神，文本充盈着荡气回肠的崇高之美。如果说以“新历史”“新写实”为代表的叙事潮流是一个文化解构的过程，那么西元的军旅小说写作就是一个重建宏大叙事与总体性意义的过程。但西元的困境也是明显的，困扰他的是始终无法寻找到合适的“思想”与“语言”，无法将战场上那些悲壮英勇的事迹表达得足够令人“理解”与“相信”，也就是说，缺乏一种将理念“自然化”的方式。

军旅文学要保持足够的自信和定力，对于某种流行的文学思潮不加批判地模仿、借鉴，会让作品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怪圈，或是被一地鸡毛式的庸俗细节绑架。对于关涉国家安全与历史理性的军旅文学而言，这样的倾向无疑是令人担忧的。

郝朝帅：近年来，中国军队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新变，训练模式、力量编成、武器装备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新变化都给“新生代”军旅作家们提供了新的生活经验和创作题材，当然，这同样也是严峻的挑战。对于“新生代”军旅作家而言，怎样写出日新月异的军旅风貌，怎样表达当下军人的精气神，需要从价值判断到创作方法论的全面更新。

整体而言，“新生代”军旅作家大都习惯从微观的个人视角来重新审视事件和人物。这样的文学精致、细腻，对小人物的书写较为充分、到位。而当他们将目光转向宏大历史时，更多的是以个人的生存境遇和命运遭际为支点来编织故事，这种创作取向难免会存在与地方文学高度同质化的问题。对于军旅文学来说，疏离“宏观”，只注重“微观”，无论如何不是一种健康的文学生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元的创作就非常值得关注。对于军人使命、民族心理、国家尊严等命题，西元总是有着急切的表达欲望。情之所至，有时候在小说文本中，甚至会让人物以密集的抒情和议论来表达作家自己丰沛的思考。在如此宏观的创作预设下，西元在微观层面上对个人的身份和命运仍然有着足够的观照，打通了集体主义大叙事与个人化小叙事之间的鸿沟。

或许应该这样理解，对于军旅文学，宏观和微观从来不应该是一对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军旅文学从来都不只是提供审美观照，展示个人在军旅、战场中的命运，它更是为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立传，为国家民族的未来提供坚定的信心和奋争的勇气。越是在今天的和平时代，越是需要英雄主义来砥砺民族精神，守护国家的尊严和个人的幸福。

程振红：整体来看，“新生代”军旅作家与其前辈作家创作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关注。如，朱旻鸢的《斜坡》中，对“许三多”式的小人物林先飞军旅生活的叙述；曾皓的《连长树》中，对擅长厨艺的连长的刻画；曾剑的《穿军装的牧马人》中，孤寂的“我”与老狗和马相伴的故事等等。尽管早在1980年代后期，刘震云的《新兵连》，已经对军营生活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描写，但军人日常生活叙事的普遍化和常态化，是在“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小说中才得以集中显现的。二是英雄叙事的普遍缺位。如，王棵《长音》中，“二十年后再相会”的几个心绪复杂的退伍老兵，与普通老百姓并无差别；裴指海《高人之死考》中，“高人”并不是英雄，而是一个悲剧性的小人物，在“小说一开始就死了”；曾皓《追赶影子的将军》中落寞的将军与自己的影子对话，从其身上也看不到英雄的光环。可以说，“新生代”军旅小说中英雄主义的缺失与日常生活叙事的凸显恰为一体两面。

有批评家认为“新生代”军旅作家“不应该沉溺于‘底层叙事’，要有整体观和大气象”，其作品“过分抽离了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核，与地方作家作品的同质化，难以形成独特的品格。”应该说，这种批评声音恰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值得思考的是，为何“新生代”军旅作家们将笔墨聚焦于日常生活叙事和“底层叙事”？为何在他们的作品中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核较为薄弱？另外，需要追问的是，今天需要什么样的英雄主义？英雄主义该以何种样貌在当前的军旅文学作品中呈现？对“新生代”军旅作家而言，在一个以网络文学为表征的大众文化语境中，如何超越庸常生活，想象崇高并重建英雄话语？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事实上，“新生代”军旅作家着力于表现日常生活其实并无不当，毕竟这与他们的个人经验更为切近，写起来也更得心应手。相比于一些读者对军旅文学中英雄书写的推崇，笔者对“新生代”军旅作家塑造更多个性鲜明的硬汉形象抱有更高期待。“新生代”军旅小说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新写实小说”在侧重日常生活书写方面具有相似性，但前者完全可以通过塑造有刚性、有血性、明辨是非、意志坚定、有正义感而且面目清晰的军人形象，通过展现雄浑、阳刚的美学风格，呈现出与后者截然不同的格调。

如果进行深入考察，“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写作并没有局限于日常生活，而是表现出了多样化的风格。以战争书写为例，朱旻鸢的《证明》中，以一张“革命军人家属优待证明书”作为线索，小人物赵福生在朝鲜战场上英勇惨烈的战斗经历也因为“证明”的“在场”而更添悲壮意味，小说巧妙地用“证明”来映衬个人遭遇，很有深度。在曾皓的《篝火燃烧的地方》《如烟》等小说里，在大家闺秀敏感而细腻的情感体验中，一段如烟岁月徐徐展开，而抗日战争的背景不动声色地浮现其中。裴指海的《裴》则近乎生猛地撕开了小人物彪悍人生的面纱，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在与敌人的恩怨情仇中动荡浮沉。同样是书写战争历史，上述三位作家的着力点和叙述策略都有着显著差异。因此，在“新生代”军旅作家这一共同的标签之下，在共性之外，这些作家的写作也有着不同的个性。

“新生代”军旅作家们的创作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有的作家在不同时段的作品还呈现出多变的样态。“新生代”军旅作家大都接受过军队院校的系统教育，有着部队基层生活经历，这种经历也可以直接转化为他们的写作资源，成为其创作优势。当然，作家们完全可以放眼更广阔的天地。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新生代”军旅作家人生阅历的增长和文学视野的进一步拓展，“新生代”军旅小说也必将展现出更为丰富的面貌和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