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一个冬日的午后，从闽北一处农家院落里飘出了这首经典的旋律。我跟随“联勤军医老区行”医疗小分队慰问健在的抗美援朝老战士，一路走来，经常会听到老战士唱起这首歌。

一首歌，为什么能跨越时空，长久激荡在人们的心头？在这首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其实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首歌的词作者姚筱舟，曾是一名军人。1949年，16岁的姚筱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报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毕业后分配到二野17军51师政治部工作。1951年冬，他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回国后，转业到陕西省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

那是一个新旧社会对比强烈的年代。焦坪煤矿的许多矿工解放前都曾在私人的煤窑中采过煤，受尽了折磨。姚筱舟在与工友们交流时能强烈感受到大家对新生活的热爱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有的工友发自内心地说：“共产党是妈，矿是咱的家，咱听妈的话，建设好咱的家。”工友们对党的真挚情感，深深触动着姚筱舟的心。

一天深夜，姚筱舟守在煤油灯下，思绪万千，提笔写下三首有关矿工的诗，其中一首就是《唱支山歌给党听》。他还取了个与矿名同音的“蕉萍”作为笔名。姚筱舟后来回忆说，这首小诗的其他部分都写得比较“顺手”，只有第二段中的“鞭子”这个词，难为了他个把钟头。初稿是“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但他反复斟酌，总觉得不满意，又找不到更恰当的词句来替换。无意中，他随手翻阅一本“小人书”，看到一个肥胖的地主拿着鞭子抽打长工，顿生灵感，觉得用“鞭子”来形容旧社会的残暴和苦难比“三座大山”更加形象化，于是将诗句改成“旧社会鞭子抽我身……夺过鞭子揍敌人！”

这首小诗不久便从焦坪煤矿飞出，被刊发在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编印的《总路线诗传单》上。这是由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编印的一份不定期小报。其中，姚筱舟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刊登于1958年6月第八期。诗的全文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

1962年，这首诗又被春风文艺出版社汇编在《新民歌三百首》一书中，署名蕉萍。

后来，雷锋读到了这首小诗。他觉得这首诗写出了自己的心里话，精炼表达出对党的热爱之情。于是，他把这首诗工工整整地抄录到自己的日记本里，并且对原诗做了三处改动：将“母亲只能生我身”一句改为“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又删除了原诗中最后四句。这一改，让原诗更加朗朗上口、富有节奏感。

1962年8月15日，雷锋不幸因公殉职。他的日记出版后，这首题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小诗被更多人读到。当时，任职于上海歌舞剧院的作曲家朱践耳在报上看到《雷锋日记》，被雷锋的事迹深深打动，特别是日记中《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引起了他的共鸣。他特意为这首诗谱了曲，并把作品寄给《文汇报》。1963年2月21日，《文汇报》将这首新歌发表出来。当时，因为不知道这首诗是雷锋摘录的，所以朱践耳为它加的标题是《雷锋的歌》，并注明歌词摘自《雷锋日记》。

现在已是著名歌唱家的才旦卓玛，那时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一名学生。一天，她在校园广播里听到了歌唱家任桂珍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作为农奴的后代，这句句歌词让才旦卓玛深受触动。回想自己的身世经历和翻身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才旦卓玛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她主动找到老师，希望演唱这首歌。老师开始还有些不解，一个藏族学生为何要唱一首汉语歌。才旦卓玛动情地对老师说：“歌里唱的就是和我一样的心声。我一定要唱！”

老师帮她找来曲谱，并一字一句地为才旦卓玛纠正汉语发音。到了音乐学院汇报演出时，才旦卓玛果然一鸣惊人。她把对党的深情融入歌声里，真挚动人的演绎感动了听众。后来，这首歌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迅速红遍大江南北。

几十年来，《唱支山歌给党听》之所以能久久传唱，正是因为它唱出了人民的心声。这首中华儿女心中的歌，响彻时空，深情表达着人民对党的忠诚与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