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初春，青海格尔木迎来了我们汽车团。我们五连驻扎在专门为我们腾出的几排老房子里。一座笨笨的土火炉位于房间正中，比水桶还粗的炉膛里塞满了硬如砖头的压缩煤砖，炉火散发出的热气直通侧门里两个班宿舍的空心墙。在不大的一间集体宿舍里，土坑上一长溜挤住着一个班的8个汽车兵，睡觉时连翻个身伸展一下都不容易。即便如此，当时这已经是很不错的待遇了。听连长讲，还有的部队住在地下窝棚里。

我们此行执行的是为期1年的格尔木至拉萨的战备运输任务，浩浩荡荡的车队穿过草原、戈壁，跨过高山、河流，犹如一条钢铁巨龙随着一路攀升的海拔向西藏挺进。在八千里路云和月的青藏线上，我和战友们先后12次翻越唐古拉山，每次执行任务都是一次风雪严寒中的生死考验。

沱沱河兵站虽然海拔不是特别高，但空气非常稀薄。兵站的土坯房里尽管烧着火炉，温度并不高，我们穿着棉衣还有些冻手。在兵站，我们吃的是萝卜、白菜、土豆“老三样”外加肉蠸头，主食是高压锅煮得不太熟的清水硬面条。很快就有战友出现头痛、腹泻等症状，是典型的高原反应。为了让大家能好好休息，连队干部和班排长自发担负起夜间巡查值守的任务。

我和排里的几个班长轮流值守，晚上就睡在卡车车厢里，在又冰又硬的水泥袋上铺上被子，和衣盖上大衣，头顶就是一层单薄的篷布，周围四处走风漏气。呼啸的寒风吹得篷布沙沙作响，寒气在车厢内弥漫开来，冻得我们几乎无法入睡。

从沱沱河一路向西，就是我们要翻越的唐古拉山脉。巍巍唐古拉，离天是那么近，仿佛穿行中已融入她的怀抱。一次出任务，我和六班班长担负收尾任务的车辆因故障趴窝，被困在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成了被收尾的对象。4月的唐古拉仍是寒风凛冽，薄薄的雪花顺着缝隙往车厢里钻。尽管我和六班班长穿着羊皮大衣和大头鞋，戴着棉帽裹着被褥，也抵挡不住寒风的侵袭，寒气几乎穿透了身体，眼角也冻出了泪珠。我俩不得已下了车，用机油点燃一堆棉纱，指望这点火焰能带来一丝温暖。只见一团黑烟在火焰中升起，在火堆旁烤火的我们，脸上和手上都被熏上一层黑亮的“油彩”。六班班长拿出随身带的半瓶白酒，裹着风雪，我俩每人吞下一大口，一股暖流顿时传遍全身，心也跟着燃烧起来。

在橡皮山，我曾有过一次高原历险。那天，我和战友在雨中驾驶一辆满载炸药的老解放卡车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不知前方道路已被暴雨冲毁。等觉察出车辆突然抖动、卡车压过路面摆放的石块警示标志时，我们才发现前面10来米处道路塌陷。急中生智的战友急打了一把方向盘，卡车冲出路面，沿着边坡侧翻到五六米深的水坑里。缓过神后惊魂未定的我们急忙钻进车厢，检查炸药受损情况，所幸炸药安然无恙。我俩肩扛手抱，从坡底把几吨炸药一箱一箱全部搬上公路码放好。当盖上篷布的那一刻，我俩精疲力尽，不由地瘫坐在地上。

还有一次，我们夜宿西宁物资大站，任务是往藏北草原运送大米。180斤重的一袋大米重重地压在肩上，让人直不起腰来。我被麻袋压得两腿发软站立不稳，走起路来左右摇晃，脚步沉重。等到把大米装上车码好，战友们大多已是东倒西歪，我更是喘着粗气浑身，像散了架似的。然而，到达目的地后，战友们又争先恐后地把一袋袋大米卸下车。这就是我们青藏线上的汽车兵，缺氧不缺信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青藏公路的终点，是令人神往的“日光之城”拉萨。完成任务后的汽车兵，顾不上一路疲惫，驱车来到拉萨河畔。微风轻抚河水，泛起一波波涟漪，战友们轻舀起清澈透亮的河水，为心爱的“铁马”洗去一路的劳顿乏困。爱车变得漂漂亮亮，战友们也是神采飞扬。

一路征尘一路歌。天路迢迢，戈壁茫茫，我和战友们风雪无阻、披星戴月，为藏区运送急需的各类物资，也运送着温暖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