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即意味着伤亡。能否搞好战场伤员救治，关乎官兵生命安危和战争成败，历来是战争组织者和参与者高度关注、着力应对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有人将战场伤员救治称作“生死门前的争夺”，意为战场伤员救治风险高、时间紧、难度大，必须不惧艰险、争分夺秒、竭尽全力。

军队伤员救治和医疗保障由来已久。在我国古代，最早的军医由巫师兼任。战国末期，军医与巫师逐步分离。隋代时，军中始设“尚医军主”一职，专管将士治伤医病之事。自唐代开始，军队便有了系统而专业的医务人员。此后，军队医疗系统越来越完善，分工越来越细致，技术也越来越进步。但无论哪个年代、哪支军队，都十分重视对战伤的救治和医护，始终把它看作是安抚军心、保持军力、赢得战争的重要一环。

冷兵器战争时期，由于武器装备不发达，战伤除了冷兵器创伤以外，还有马齿毒、破伤风、跌打损伤等，大都与普通伤无异。但即便这样，军医们依然把治伤愈伤当作一件军中大事严阵以待而不敢懈怠，先后发明了一系列治疗战伤的医术和药械，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军事医学理论。唐朝都虞侯李筌所著《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一书，不仅精辟阐述了各种制胜之道，而且详细记载了军中各类伤病及其医疗方法，开列了治疗脚转筋、马坠折、金疮伤等战伤的药方，堪称最早的“军事医药全书”。

战争进入热兵器和机械化时代后，武器装备产生质的飞跃，作战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战伤也呈现出更加复杂多样的状况，救治愈发困难。尤其是在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各种高新武器将被广泛运用于战场，不仅会催生新的作战样式、作战手段，而且对人员的杀伤力越来越大，战伤救治的难度也随之越来越大。如微波波束武器，它可以通过无线电脉冲扰乱人的大脑神经，使人产生疲劳、头痛、烦躁等多种症状，并导致人体组织升温、血管扩张、内脏充血出血及水肿等后果；它还可以实施全天候、多目标攻击，且穿透性极强，就连地下工事和装甲战车内的人员也难以避免其伤害。此外，智能武器、气象武器、纳米武器、基因武器等，也将为未来战争提供更多的高效能杀器。凡此种种，都对战场伤员救治和军队卫勤保障提出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面对“生死门前”的新课题、新挑战，军队卫勤工作既要继续研究解决传统武器战伤的医治问题，还要研究攻克高新武器战伤的救治难题，最大限度地降低战斗减员率，为战争胜利提供坚强的医疗保障。欲达此目标，需在三个方面有所作为。

紧紧跟踪高新武器发展趋势。随着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加速推进，高新武器研制生产和大规模装备部队的频率越来越高、迭代越来越快。譬如，代表武器发展方向的非致命杀伤性武器，有的已经问世，有的还在研发，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可大量投入实战。只有紧紧跟踪和及时了解高新武器的发展趋势，才能在未来战场伤员救治中把握主动、赢得先机。

准确掌握高新武器杀伤机理。已经问世和将要问世的各种高新武器，不仅会给未来战争形态带来新的变化，而且将给参战官兵造成新的伤害。医治武器创伤必须先掌握其杀伤机理，而高新武器的杀伤机理与传统武器有着质的区别，必须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进行研究攻关。通过对高新武器创伤特点及其损伤机理的医学研究，预先提出快速应对和高效救治的专门之策，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综合提高高新武器伤防治能力。高新武器伤的救治难度大，必须充分运用现代军事医学的最新科技成果，力争在提高综合防治能力上取得突破。为此，需要优先发展适应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要求的先进医疗装备，构建全方位全时域战场救治和后送医护体系，实现战伤救治、医护、康复一体化。同时，通过配套发展小型轻便的战场救生器械和先进高效的战场急救药品，增强官兵自救互救和战场整体救护能力。

可以预见，在新的战争形态将主宰未来战场的情况下，各种高新武器必将层出不穷，对战伤救治必然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谁能在未来“生死门前的争夺”中赢得主动，谁就能保持强大而持久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