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批评博古、李德不执行黎平会议决定，继续在乌江以东作战，而后东进湘西北、与红2军团和红6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关于创建川黔边新苏区的决定，决定分三路抢渡乌江天险，进而攻占遵义。红1军团第2师在瓮安县江界河发起突破乌江之战，击溃黔军2个团。至3日，军委纵队和红5军团由江界河渡河点成功过江。与此同时，其他两路红军也分别从茶山关和回龙场渡江。红军突破黔军把守的乌江北岸，兵锋直指遵义，蒋介石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在乌江南岸的计划化为泡影。本文详细记述了中央红军进军、侦察、偷渡、强渡、追击的全过程。

进军

中央红军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四道封锁线后，于1934年年底到达黔东南的黎平、锦屏、镇远地区。军团首长面告：“进抵黔北，夺取遵（义）桐（梓），发动群众……是野战军当前的战略方针。”

遵义是黔北重镇，是贵州第二大城；桐梓是贵州烟鬼主席王家烈及其“剿匪军后备总指挥”侯之担巢窝；乌江（又名黔江）是贵州的第一道大川，由西南向东北斜贯贵州，把贵州划成南北两部，这条江实为遵桐南面之天然屏障。位于遵桐之间的娄山关，有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欲下遵桐，必先渡此江，过此关，才能说到攻城。

我第一军团第二师在攻占老黄平（黄平旧县城）后，又担任了迅速渡过乌江，攻下遵桐的任务。指战员都了解到遵桐是当前必取之战略要点，而我们是先头师，为了执行党的路线和军委的战略方针，大家都抱着最大的决心，非把“天险乌江”和难破的娄山关摧破不可！部队一面向乌江进军，一面开始了情况的侦察和政治动员的准备。

“同志！此地到贵阳多少路？”“只有180里！”“贵阳好打吗？”“王家的人（王家烈的兵）不多，你们红军大队去打，那一定能打开呀！”“是！我们就要去打贵阳，把贵阳打开来好不好？”“好呀！贵阳打开了，王家烈就不能再向我们老百姓敲诈了！”就这样，进攻贵阳的扬言，已经从老黄平到处传播出去了。

我们师经过一天半行程，到达了乌江南120里之猴场。群众夹道欢迎。该地伪区公所及由余庆方面被我右路第一师击溃之一个团，早已闻风而逃。群众告诉我们：“乌江自古称天险，两岸壁陡，水深流急，不能通船，很难过渡。江北岸早就有侯家（侯之担）的人把守！”

过长征年

年底最后一天，部队照例是要开盛大的同乐会，庆祝一年来所获的胜利，检讨一年来的战斗和工作，组织游艺会餐。这次过年是在长征途中，与往年不同，会餐游艺都在比较小的单位简单进行，而且不是主要内容，最主要的还是集中在当前的战斗动员上。连队的晚会，都在报告和讨论当前战略方针，宣传鼓动突破乌江的意义。“突破乌江”“拿下遵桐”“完成先头师的战斗任务”“到遵桐去庆祝新年……”是当时的战斗口号。部队经过党的支部会议和军人大会的动员后，紧张愉快，信心百倍。“四道封锁线都一连突破了，还怕这条乌江”，“乌江再险，也拦不住红军飞渡”，是当时每个指战员共有的胜利信念。

侦察

新年的第一天，是渡江战斗开始的一天。前卫团已逼近江边之渡口进行威力侦察：江面宽约250米，流速每秒一米八，南岸要下十里壁陡的石山，才能至江边；北岸又要上十里之陡山，才是通遵桐的大道，两岸渡口东西两旁都是悬崖绝壁，站在江边一望，碧绿的江水，墨黑的石山，所谓天险乌江真是名不虚传！本来南岸有几间茅房，但敌人怕被我利用，已放火烧尽。我先头部队已到达离江边三里的地方，对岸敌人并未发觉，仍在拼命做工事。前卫团团长耿飚同志，化装到江边进行实地侦察，获悉敌人在渡口大道旁配备有连哨；渡口上游约500米处有条极小的横路，与渡口大道相通，勉强可走人，但是那里两岸沙滩极少，登岸很难，敌人并配备有排哨；在离江水百余米之岸上，敌人筑有工事。离江边二里的一个庙里敌人配备有团预备队；其总预备队约一个团则在离江边五里之半山上。

尖兵连占领离江边数百米的一个榨油房时，敌人发觉了，“乒乓”“乒乓”向南岸打枪。前卫团的干部及我们几个师的干部进行过实地侦察以后，判断了情况：渡口大道是敌人的防御重点，工事较强，兵力较多；渡口上游五百米处，南北两岸勉强能攀登上下，而敌人对此处没有大的注意；其余各处均是无法通行的绝壁悬崖。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决心佯攻渡口大道，主攻渡口上游之羊肠小道。

为吸引敌人的注意力，部队立即向渡口边搬运架桥材料，表示要在此处架桥。敌人果然在渡口对岸赶修工事，不断向我方射击。

与此同时，工兵部队在赶制竹筏，作强渡及架桥准备。我们又挑选了善于游水的指战员18人，准备游水过江，驱逐敌人之江边警戒，掩护后续部队强渡。18个红色勇士接受了这一任务之后，无不士气激昂。他们都一致表示：“为突破乌江，完成作战任务，冷风冰水，绝不能阻挡我们前进！”

“水马”过江

一切都准备好了，强渡决定在2日进行。此日冷风飕飕，细雨绵绵。九点钟光景，渡口方面佯攻动作开始了。敌人慌忙进入工事，不断向南岸射击，大叫：“快点！共匪要渡江了，来了，打呀！”正当佯攻方向打得激烈时，主攻方面的机关枪、迫击炮也打响了。我第一批8个英勇战士，在猛烈火力掩护下，赤着身子，每人携带驳壳枪一支，“扑通”一声跃入江中。在那冰冷的水里游泳，困难是可以想象的，但是8个勇士为了全军的胜利，在十几分钟后，无一伤亡地到达彼岸，隐蔽在敌警戒线之石崖下。此时敌之警戒恐慌万状，大叫“来了！”“过来了！”“注意！”8个勇士虽然过去了，但交由他们拉过去的一条准备架桥用的粗索，却因水宽流急和战士体力不支，未能拉得过去。

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决心继续以竹筏强渡。第一个竹筏撑到中流，受敌火力射击翻掉了。虽有8人已登彼岸，但无后续部队无济于事，只得召这8个人游回南岸。其中一个同志赤身冻了两个多钟头，因受冷过度，无力游回，中途光荣牺牲。第一次强渡，遂告失败。

偷渡失败

第一次强渡虽告失败，但完成战斗任务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我们接受了白天强渡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实行夜晚偷渡，以避敌人射击，减少伤亡。工兵迅速赶制双层竹筏，部队再次进行了政治动员。黄昏后，担任偷渡之第四团第一营，肃静地集结在江边，此刻除江水汩汩和敌人在北岸打来的零星枪声外，到处是一片静寂。竹筏划手配好了，第一连的5个战士首先登筏，并约定靠彼岸后用手电筒向我岸示光，以表示到达，待等齐一排人后，才开始向敌警戒袭击。第一筏偷偷地往江中划去，敌人没有发觉。第三连连长毛正华同志率传令员一人（带枪一支），轻机枪兵3人（带机枪一挺），登第二筏再往江中划去。第三、四筏是预定在前者登岸后再去。第一筏出发已二十几分钟了，还不见手电光显示，是否已靠彼岸，实难猜测。一个钟头后，第一筏的5个战士沿南岸回来，报因水流太急，黑夜里无所指向，划至江中被冲下两里许，才靠南岸，弃筏沿岸摸索而回。在这种情况下，第二筏是已靠彼岸或被水冲走，就更难判断了。然而不管如何，有再划一筏、再试一下的必要。可是，第三筏划至中流，已无法再进，不得不折回。直到此时，第二筏的毛连长仍然毫无消息。这样第二次偷渡又告无效而停止。

再强渡

从后面追击我军的蒋军薛岳部队快要追上我军了，时间宕延，敌情紧张，军委电促迅速完成渡江任务。忠实于革命事业的红军指战员具备着誓死为胜利奋斗之决心，强渡偷渡虽接连失败，但毫不灰心丧气，无论如何要战胜乌江。随即决定白天再行强渡，利用白昼强渡一面便于发挥掩护火力，一面便于划筏。

经过两天的隔江战斗，在“红军‘水马’过江，火力非常猛烈”（敌守江团长给其旅长的报告中这样写着）的威胁下，敌人又增加了一个独立团，一面沿江加修工事，一面用迫击炮不断向我岸射击。一方是无论如何想抵住，一方是无论如何要突破。抵住呢？突破呢？问题只有在战斗中才能解决。

3日9时，强渡开始了。我们对大渡口仍然只以小部队佯攻。渡口上游500米处，在我浓密的火力掩护下，载着轻装战士的3个竹筏（共十余人）一齐向敌岸划去。敌人虽拼命向渡筏射击，但在我猛烈火力掩护下，3个竹筏上的战士在划到中流以前，均未伤亡，一个划手的竹篙虽3次被敌火力打断，但不管敌火力如何猛烈，还是坚决继续强划。3个强渡筏子离敌岸不远了，敌人极其恐慌，拼命向强渡的“水马”射击。正在这时，敌军士哨抵抗线脚下石崖里，突然出现了几个人，并且向敌人军士哨阵地方向运动，一会儿在贴近敌人军士哨阵地的地方，响起了轻机枪的射击声，接着是一阵手榴弹爆炸声。敌人的军士哨被打得落花流水。从石崖底下冲上去的几个人，迅速占领了敌军士哨抵抗线，接应了我3个竹筏上的小部队迅速登岸。这时，大家都感到奇怪，那从石崖底下冲上去的几个人是谁呢？“是毛连长他们吧，我看一定是他们！”“他们5个人果然登了岸呀！”

毛连长

接应我们登岸的正是毛连长。

原来毛连长和4个战士乘坐的竹筏，在2日晚上竟然靠了彼岸。他们登岸后，一直在盼望后续部队渡过江，却总不见来。他们在离敌只二三十米的情况下，打手电筒很容易被敌发觉，为了与后续部队取得联系，用了火柴示光，但因火光微弱，相距又远，南岸并未看见，结果两岸彼此都无从判断。他们隐蔽在敌人脚下，听见敌人在说：“快做呀！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做好！‘共匪’明天必定又要强渡的！要做厚一点！‘共匪’炮火太厉害了！”查哨的敌排长也来了：“三班长，工事做好了吗？要注意呀，他们的‘水马’说不定晚上还会过来啊！”毛连长知道我们一定会打过乌江的，因此决定等待时机再动作。一个战士在江水旁边石崖底下冷得不耐烦了，贴着连长的耳朵低声说：“连长，屙痢绝个！他们不来济，弄个弄绝个（江西会昌之方言，意思是倒霉）！样办使啊（意思是怎么办）？”毛连长坚定地告诉他：“不要紧，他们会来的。如果今晚不来，明天会来，如果实在不来，我们躲在这里也不要紧，自然有办法，你不要着急吧！”此时只听得敌人士兵在谈论说：“这些红军真厉害，昨天上午那些‘水马’真不怕冷啊。隆冬腊月，水冷刺骨，还敢泅水过来，好在没有过来几个，否则糟糕。”“我听排长说，这是他们的先头队伍，再两天大部队来了，更会不得了！”战士们听到敌人如此恐慌，更充满了信心，一个战士向连长提议说：“我们去打垮上面这一班人吧，有把握。”毛连长阻止说：“我们几个人去同敌人打，固然可以把这一班人打瘫，但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泄露秘密，暴露意图，对整个行动有害。”毛连长招呼着4个战士紧紧团在一块儿，迎着刺骨冷风，忍冻过夜。过了一会儿，轻机枪班的一个战士突然不见了，其余几个人到处摸索都找不着。漆黑的夜，不辨咫尺，又不能叫喊，实在无可奈何。毛连长警惕地思考着在这极恶劣的环境下，这个不久前才从白军中俘虏过来的新战士会不会投敌告密？毛连长坚决地对其余3个战士说：“万一敌人发觉，我们只有坚定沉着地待敌靠拢后以手榴弹对付，打死一些后，实在打不过他们，一齐投江。我们是红色战士，我们宁死不投降，投江而死是光荣的，投敌而生是耻辱。”再过一会儿，那个战士又摸了回来，他说：“我摸到那边屙屎去了。”毛连长说：“屙屎就在这里屙不好？走出去不怕敌人发觉。”“连长，屙在这里会臭的！”连长笑了笑说：“那不会用泥盖着。”战士再没有说什么，5个人便挤在一起，在这江水浩浩、冷风习习的乌江边石崖下过了一夜。第二天，当强渡的3个木筏快接近岸边时，他们立刻爬出石崖，向敌军士哨发起了攻击。

二十二个红色英雄

第一批强渡的十几个战士与毛连长等会合后，迅速扩展胜利，通过敌军士哨抵抗线，继续向敌排哨仰攻。接连几次手榴弹后，在轻机枪掩护下，战士们便与敌人拼上了刺刀。敌人一个排死伤过半，排哨抵抗线被冲垮了。正当他们进击到那壁陡石山上的一条小路边时，敌人的预备队增援上来了，敌人3日早晨又增加了一个团，到此时守敌有第三团、教导团、独立团，由侯之担的亲信旅长林秀生指挥，增援之敌约一个营，居高临下实行反击，我十几个战士无法再进。这个地区只有一条唯一的羊肠小道，敌人想沿着这条小道继续往下反击，但被我岸密集的火力封锁住了，无法下来。有趣极了，每当我防空排长（他在湖南道州时曾打下敌人一架飞机，因此而得此名）的重机关枪一扫射，想下来的敌人就像从山上滚石头一样，一个个往江里直落，乌江之险可以想见。同时，右翼大渡口边担任助攻的我军部队，也在用竹筏做强渡的准备。

过去了一排人以后，我们又派了总支书记林钦材、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周清山同志去领导火线政治工作；接着第一营营长罗有保也过去了，这一排人又进行了一次冲锋，把企图反击的敌人稍稍打退了一些，我们又向前进展了一点。但因为山陡道小，部队无法展开，到了半山腰，终于又被迫停止，无法再进。侯之担的“健将”林秀生亲临前线督战反冲锋了，我最前面的一个班，在敌火力之下，大部伤亡，并被迫后退。敌人又企图压下山来。我们的政治干部对战士们说：“同志们，退不得。后面是江，退就是死！”后面一个班增加上去了，扼住了敌人。因为地形关系，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地形极度限制着战斗的进展，后续部队在继续筏渡。正在敌我相持不下，罗有保营长发现了左侧的一处石壁可以攀登上去，旋即派一个班沿此处试行攀登。经过战士们的摸索，真的在那巍峨峭壁之间爬了上去，占领了敌右前方之一个石峰，一阵猛射，敌人便站不住了。正面的部队利用这一机会发起了冲锋，敌人开始动摇了。此时强渡部队已过去了一个连，不久便夺取了敌人的主要抵抗线。此时大道渡口之敌听见其右翼的冲锋号、喊杀声，手榴弹、炮弹爆炸声，知道事情不妙，也开始溃退了。我先头的一个连即跟踪猛追，把敌人全线击溃。天险乌江，就这样被突破了。最先过去的，只有22个人，后来部队称他们为“22个红色英雄”。

猛追

敌由江边败退，直向通遵义大道之猪场逃窜。我先头一个连，并未停顿等待后续，立即跟踪猛追，弄得敌人3个团鸡飞狗跳，草木皆兵。“双枪兵”丢得满路烟枪，一个所谓“三八式连长”（他一连人都是三八式枪，是侯之担的卫队）负了重伤，其士兵用绳子捆起他手脚，像抬猪一样抬着走，结果在半路上抬死了。

猪场是敌“江防司令部”所在地。那个江防司令林秀生从江边逃回，连司令部的文件电稿都不要了，带着溃不成军的3个团不要命地往遵义逃窜。我追击的一个连当即于下午5时占领离江边40里的猪场。据群众告诉：“双枪兵”们说，“红军的‘水马’真不怕死，不知道怎么，乌江都过来了！红军的铁锤炸弹（即木柄手榴弹）真厉害啊，一个就要几条命！”所谓“江防工事，重叠而坚，官兵勤劳不懈，扼险固守，可保无虞（林秀生给侯之担的电报）”，结果只是“莫道乌江天堑，看红军等闲飞渡”！

刘亚楼  出生于1910年，福建武平人。文中身份为中央红军第1军团第2师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5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