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冬月，89岁的朱宗汉因胃穿孔导致腹腔感染，被紧急送进医院。神志已不清的朱宗汉口中喃喃发出几个语音。亲人把耳朵凑近，终于听清他的呼喊：“军号——我的军号——”

山河已然无恙，梦回吹角连营。

谷山、伊川、金城、上甘岭……朱宗汉仿佛又回到了那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回到了那一个个他战斗过的地方。在激越的军号声中，战友们勇猛冲锋的场景，又浮现在他脑海中。

朱宗汉出生在湖北省巴东县一个偏僻贫困的小山村。1949年7月，17岁的朱宗汉和几个同乡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进入学兵连。部队行至黔江（今属重庆市）时，在连长的带领下，他们集体投奔解放军三野第11军第31师。然后，他们边行军边打仗，进入四川凉山地区，执行剿匪任务。

此时，年小体弱却机警的朱宗汉被选送至师部的号队练习吹军号。在我军通信器材严重缺乏的年代，军号是一支部队的传令官。朱宗汉下定决心，一定要练好吹军号，成为一名合格的司号员。当时的培训格外严格，不发教材，也不许记笔记，以防丢失或遭窃，所有专业术语和各种号谱全部靠记忆。训练吹号枯燥单调，每天天还没亮，朱宗汉就开始苦练，练得嘴唇肿了消、消了肿。为了适应不同的作战条件，他还经常站在高地，迎着凛冽的寒风练号，训练结束时小号里都能倒出水来。

经严格培训，朱宗汉对130多个号谱全都谙熟于心，成为合格的司号员。数十年后，朱宗汉仍清晰地记得每一种号谱的音律，仿佛这些曲调早已刻在了他的头脑里。

1950年12月，朱宗汉所在的第31师编入第12军建制，参加抗美援朝。自入朝到达战役集结地谷山、伊川地区，朱宗汉随部队参加了金城防御作战等大小数百次战斗，已经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号兵。

战场上，司号员其实是最危险的。我方冲锋号一响，敌人的火力闻声而来，先朝司号员的位置打。因为司号员往往在指挥员身边！可是，朱宗汉总是毫无畏惧地吹响军号，那一声声冲锋号，激励着指战员的斗志，召唤着大家勇敢冲锋。

敌人最怕志愿军的军号声。美国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在他的回忆录《朝鲜战争》里写道：在战场上，只要它一响起，共产党军队就像着了魔似的，全都不要命地扑向联军。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响。半个月的血战，志愿军就减员5600余人，惨烈程度史无前例。朱宗汉所在部队奉命紧急支援上甘岭作战。

他们很快进入敌方的炮火封锁区。敌机投下的照明弹使黑夜犹如白昼，接着就是轰炸扫射。阵地的表面工事已经全部被炸毁，变为了没过膝盖的虚土。

嘀嘀嗒，嘀嘀嗒，嘀嘀……激越嘹亮的军号声，穿透隆隆炮声在上甘岭上空响起。一批战士倒下了，又一批战士冲上去，排山倒海，势不可当！

突然，一发迫击炮弹呼啸袭来，朱宗汉被冲击波掀翻倒地，一块炮弹皮从右脚心划过，顿时血流如注。可朱宗汉忘了疼痛，硬是坚持到战斗结束才到救护所处理。因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他落下了终身残疾，被评定为三等甲级（七级）伤残。

后来朱宗汉多次对家人说过，留在身上的伤疤，是一种光荣的证明和纪念。上了战场，每个战士都抱着用生命保卫新中国的决心，大家的想法就是活着就干、死了就算，死都不怕，受点伤又算什么。

出院后，朱宗汉先后被安排到沈阳野战军医院和军工厂任保卫科长，可他最终选择复员回家，成为了一名农民。

回到家乡后，朱宗汉拖着伤残的身体辛勤劳作，带着弟妹们自食其力，从不与人提及枪林弹雨中的战斗故事。

战伤后遗症一直折磨着朱宗汉。每到春季，他总是全身浮肿，腿脚麻木，因家庭困难而无法住院治疗。儿女们送他去住院，他总是要特别强调一句：就算借钱，也不能给政府添麻烦。

20世纪70年代的一年冬天，大队会计看到朱宗汉穿的棉袄已被补得无法辨认本色，棉花已脱落，完全不能保暖，便主动找政府申请了一件新棉袄，并趁朱宗汉不在家时送到他家里。

那天，朱宗汉回家后，妻子让他试穿新棉袄。穿着正好合身，他非常高兴，以为是妻子给他缝制的。当得知是大队会计帮着申请的政府救济时，他说道：“我虽然是伤残军人，但有手有脚，还有一定的劳动能力，还有很多更困难的人啊！”说完，他抱着新棉袄，直奔大队会计家，坚决要求把新棉袄退回去。后来，他拖着病体去砍柴出售，将挣得的辛苦钱拿去买了布料和棉花，回家让妻子给他做了一件新棉袄。

去年，收到政府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朱宗汉视若珍宝。他高兴地说，国家没有忘记我，给我无上的荣誉，发放优抚金让我安度晚年。咱们的国家强大了，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当年的仗没有白打啊！

见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心心念念的还是他的军号，家人连忙拿出手机，在病床边给他播放军号的音乐。听到军号声，老人的神色立刻平静下来，眼神里多了几分激动，那激越的军号声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又将这个志愿兵老战士带回到那段吹响军号的激情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