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晋察冀军区军民反“扫荡”后，我们抗敌剧社在三天内排练出了曹禺的《日出》，为从战斗前线来军区开会的同志们演出。这次演出经历，恰好说明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说明了革命者不管在多么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总是需要艺术的，很值得回忆。

我们接到演出任务，是在1940年的除夕。那天晚上，剧社副社长汪洋和政治指导员刘肖芜去参加司令部会餐时，聂荣臻司令员给他们布置了任务，说来军区开会的同志们想要看《日出》。时间只剩下三天。他们俩饭也不吃了，赶紧回到小北头剧社驻地，紧急开会。这时，大家正在包饺子，一说紧急集合，全都来了。汪洋讲清了任务，传达了聂司令员的指示。刘肖芜进行政治动员。

聂司令员指示的大概意思是，来自冀中、平西、平北、冀东等军区的同志们，经常战斗在敌人心脏里。这次来平山县开会，三天以后，仍然要回到他们的战斗岗位上，下次再开会就不知谁能来、谁不能来了。他们要求看一出好戏，他不能不答应他们。聂司令员下达任务后就立即叫来供给部长，给剧社批了30匹冀中大布。那时，我们演的戏都是反映边区现实生活的，演员需用的服装都是找老乡借。但要演《日出》可不行了，男演员要穿西装革履、长袍马褂，女演员要穿旗袍。在这农村环境里，哪有这样的服装，只能拿布自己想办法做。

汪洋说：“三天时间，咱们可能连台词也背不下来，但我没敢跟司令员说。因为演《日出》是战斗命令，我们必须完成。”

大家听了这些话，都很兴奋，这个表决心，那个要任务。不知是谁，忽然说：“剧本呢？没剧本，拿什么演呀？”

当时我们剧社的同志都没有这个剧本。这可怎么办？汪洋忽然想起来，找沙可夫，他一定有。当时，沙可夫是联大文艺学院的院长，住在滹沱河畔的一个村里，离我们驻地几十里路。那时，我们最快的交通工具是马。汪洋大声地问：“谁会骑马？”白万才同志应声站起来，说：“我会，让我去吧，保证完成任务。”汪洋叮嘱了一句：“要连夜赶回来。”白万才二话没说，转身就走。

夜深人静，山路悄悄，他策马奔驰，马不停蹄。午夜，赶到沙可夫同志住处，说明来意。沙可夫同志翻箱倒箧，找出这个剧本。白万才赶回来时，太阳刚刚出山。

白万才去找沙可夫的时候，我们的会并没有停。汪洋是导演，负责分配演员。第一个点的就是胡朋，扮演陈白露。胡朋很擅长演农村老太太，虽然那时她还年轻，但是演老太太在边区可以说是“坐了第一把交椅”。演高尔基的《母亲》时，导演崔嵬在晋察冀边区挑选“母亲”的演员，选出来的正是胡朋。可这次让她演的，却是和以前完全相反的人物，是一个十里洋场中的年轻交际花。但是胡朋丝毫没有示弱，当众表态，三天之后台上见，保证不拿剧本，背会台词。也许今天听一个艺术家表决心，只是背会台词，未免要求太低了，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起了很大的表率作用。于是，每一个演员都承诺了这一条。这就使三天以后出现在台上的是戏，而不是在台上“开读书小组会”了。

还应该提到的是方璧同志，分配给她的角色是“小东西”。这个角色，她演得很好。更为难得的是，她和车毅同志担任了这个戏全部服装的设计和制作。那时，我们剧社的女同志都是女学生，缝纫技术至多不过是钉个扣子、打个补丁。方璧与众不同，她当过童养媳，做得一手好女红。这次她自告奋勇承担了这项任务，一面背台词、排戏，一面做服装，用那些冀中老乡手工织的大粗布，做出式样美观的服装。戏中有句台词，“洋服最低限度要在香港做”，现在我们在山沟儿里也做出洋服来了。布景也很难。我们哪里有豪华城市旅馆的背景呢？大家就把牲口驮东西用的鞍架翻过来，绑上背包、蒙上布，就是沙发。

剧本拿来了，大家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但接着又是一场“战斗”：连夜刻蜡版、油印剧本。大家等不及，就先根据自己扮演的角色把台词抢着抄下来，一段一段地自行对话排练。实际上，等剧本全部印出来，戏已经上演了。

这个戏的首场演出，是在北方分局驻的村庄。村边上搭起了帐篷舞台。那是正月初三，天气冷得滴水成冰，可演员只能穿一身单衣裳。像胡朋演的陈白露，胳膊腿儿还得露出半截。我记得有一幕戏，从头到尾都有陈白露，胡朋就一直在台上，冻得直打哆嗦，说话时牙齿都打架。其实我们在后台已经燃起一堆火，演员一下来，就坐在那儿取暖，可胡朋一直下不来。

首场演出，一直演到天亮。这是不奇怪的。演员虽然把台词背下来了，却常常卡壳儿，只好“做戏”，等待提词。闭幕了，观众满意地走了，大家松了一口气。导演一声令下：“什么东西都不要动，回去睡觉。”大家都几天没好好休息了，这口气一松，困劲儿就上来了。有的同志连妆都没顾上卸，说了声“太阳出来了，我们要睡了”，便不顾凛冽寒风，坐在路边石头上睡着了。

《日出》不是写战斗的，但我们演《日出》却是一场战斗。

胡可（1921.2-2019.12），著名剧作家，1937年8月加入抗日游击队，创作有《戎冠秀》《战斗里成长》《英雄的阵地》《战线南移》《槐树庄》等多部反映部队和农村生活的作品。本文根据胡可生前接受本报记者袁丽萍采访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