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侵华日军为强化对华北的占领，加紧推行“囚笼政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并辅之以封锁沟，加强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扫荡”。为粉碎日军这一企图，巩固根据地，八路军冀南军区号召军民把勇敢和智慧结合起来，打破日军封锁。广大军民开动脑筋、自己动手，创造出多种克敌制胜的“土办法”，一定程度上创造性地解决了武器装备短缺的问题，在打破日军“囚笼”封锁中发挥出巨大威力。本文记述了冀南军区第4军分区警卫连开展军事民主，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奋战三昼夜造出“土坦克”，炸掉日军一座四层炮楼的生动故事，集中展示了民族解放战争条件下八路军战士面对武器装备落后的现实而被激发出的无穷创造精神。

一九四〇年初，日军开始对我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威县、清河一带实行其所谓“治安肃正计划”，调集了大批兵力，拼命夺去了东起禹城、西至邢台一线公路间的大小城镇，并在稍大的村庄上都安起了据点。接着又用半年多的时间，沿公路北侧挖了一条一丈多宽、两丈来深的封锁沟，把所谓“三里一碉堡、五里一炮楼”的一拉数百里长的工事连结起来。用敌人的说法，这叫作“囚笼政策”，也就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并辅之以封锁沟，分割我根据地，束缚我军行动，以便于他们“分区扫荡、灵活进剿”。

为了粉碎敌人这一狠毒的阴谋计划，巩固根据地，冀南军区首长号召全区开展反封锁的斗争。主力军、游击队和群众全都活跃起来了，大家经常摸到敌人的据点之间，破坏公路，断绝敌人的交通，使敌人的军事行动不断受到阻碍。但是，日军马上又采取了“对策”——他们强迫群众连续加修被破坏的公路，并调来许多伪军，日夜巡逻。

斗争在不停地进行着。看来在破坏公路的同时，非干掉敌人一部分据点，使他们失去依托不可。为此，分区在九月七日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号召大家把勇敢和智慧结合起来，大量摧毁敌人的炮楼、碉堡，砸碎这些“锁链”。

当时，我是四分区警卫连的连长。听了领导上的报告，许多问题开始在我脑海中盘旋——敌人的火力强，我们的装备差，碉堡很难接近，怎样才能把任务完成得更好呢？要讲勇敢，同志们真是一个赛过一个，只要上级下道命令，莫说炮楼、碉堡，就是敌人再强大的工事大家也能拿下来；可是，毕竟要花较大的代价。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有什么样的武器打什么样的仗吗？我们得想点子消灭装备比我们优越的敌人。

第二天，我们召开了全连军人大会，把领导上的指示传达给所有同志，请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展开民主讨论。会上有人提出用集中兵力、集中火器、秘密接敌、突然袭击的办法去打；有人建议化装成修路的“民夫”，混到敌人碉堡跟前去干。大家的意见都很有价值，并且明确了一定要用爆破的手段解决问题，但究竟怎样才能接近碉堡，一时还拿不出好办法来。

“报告！”正当大家争论未决的时候，忽然，坐在墙角的三班战士胡玉春站起来发言了。他是个打仗勇敢、讲话害羞的小伙子，不论大会小会，总是坐在人后，一言不发。因此，当他的“报告”声刚一出口，同志们便不约而同地回过头去，向他投以惊异的眼光。胡玉春脸上的红晕从额角一直拉到耳根，他欠了欠身子，忽而又坐下去了。

“讲吧，小胡！怎么又不说啦？”孔指导员鼓励他。

“我想——”胡玉春搔了搔脑袋又站起来：“咱们好不好来一个坦克？”

“坦克！是什么样子的？到哪儿去弄？”听了胡玉春的头一句发言，就有同志小声议论起来。

说实在的，当时我们部队里连重机枪都很缺，哪里会有坦克？而且大部分战士都是刚放下锄头不久，别说没见过坦克，有的连坦克这个名字也没听见过。难怪大家一听到坦克，都感到惊异。

“不，我不是说去哪儿找。”胡玉春不再拘束了，他大胆地讲下去，“我是说咱自己做个土坦克！”他一边说，一边比画着，把他入伍以前见过的国民党部队里的坦克模样介绍给大家。大家听得很来劲，就是不知道坦克究竟怎样做。这时，胡玉春又说了：“我们没有钢，可以用木头做个架子，上面蒙上被褥，用它来挡敌人的子弹，这样，接近炮楼就不难了。”

“有门！”孔指导员立即要各班开会研究。我参加了胡玉春所在的三班。战士们都赞成小胡的建议。有的说：“木架上要多钉几床被子才管用哩！”有的说：“不光要钉上几床被子，还要先用水把棉花浸透，才能保证子弹打不透！”唯有班长一直没有发表意见。最后我问他：“三班长，你的意见呢？”他又想了想，才说：“做个土坦克好倒是好，恐怕太重，里边没机器，怎好开到敌人碉堡跟前呢？”是呀！他的话提醒了我。我将三班长的意见向各班一说，大家立刻想出了很多办法。最后，一致的意见是：把土坦克上安四个轱辘，人在里面推着走。“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制造土坦克的法子终于想出来了。

当晚，我把全连研究的结果汇报给上级，指导员和胡玉春又一起画了一张土坦克的图样，连夜派人送到分区机关。分区杨宏明司令员见到土坦克的图样，非常重视，叫我们立刻试做。

说干就干。我们挑选了四个木匠出身、两个干过铁匠的战士，让胡玉春担任技术指导，组成一个“坦克”制造组。我们夜里从公路上拔来二十多根鬼子的电线杆，从过去打坏的鬼子汽车上弄下一些铁板，又从老乡家里借来一些工具，很快就动起手来。

小组日夜不停地苦干了三天，土坦克诞生了。嘿！谁见过这种东西啊——说是马车没有辕，说是轿子带轮盘，浑身上下被钉上的几层湿棉被遮得严严实实，只有前边留着鸡蛋大小的两个眼儿，那算是瞭望孔吧。我们用步枪试射了一下，子弹只钻了一指厚就撅了屁股。战士们可真乐坏了，都争着要当“驾驶员”呢！

随后，杨司令员前来检验并指导我们演习。他指出两个缺点：声音大，速度慢。我们又找来几条自行车上的旧外胎，把它钉在轱辘上，再在滚轴上涂了些香油，立刻没有了“嘎吱嘎吱”的声音，推起来也灵便了。

土坦克要出战了。九月十五日，杨司令员把爆破古城营附近鬼子的一座四层炮楼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都知道那里住着一个眉毛、胡子全是向上翘的鬼子指挥官，老乡们管他叫“吊毛司令”。

战士们听说要炸鬼子的大炮楼，高兴得又蹦又跳，都要求参加爆破组，开着“坦克”去下炸药。最后经支委会研究确定：由耿副连长和一排长蒋德和带着胡玉春等六个人担任爆破，我领突击队，孔指导员指挥掩护部队。大家这才不再争执了。

夜里九点钟，部队出发了。天气也真帮忙，乌云密布，还刮着风。我们悄悄地向古城营方向插去。首先在远离鬼子据点的地方越过封锁沟，而后绕到鬼子炮楼的后面。在一百多米外的一片坟地里，战士们毫无声音地进行了敌前作业。工事做好后，我低声下达了命令：“开始战斗！”

八个爆破员钻进“坦克”。“坦克”后面拖着一条电线，一直通到指导员身边的电话机上。天漆黑，“坦克”的行动难以看清，只影影绰绰地瞅见它转了个弯，绕过一个土包，眼看就要贴近鬼子的炮楼。这时，猛然听见炮楼上一声长叫，接着“啪”的打了一枪。显然，敌人发觉了，曳光弹一条条地飞向“坦克”。虽然我知道“坦克”不怕子弹，但到底还没用它打过鬼子，仍免不了为它担心。我和指导员立即命令部队，集中步枪照着炮楼的枪眼齐射，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为了防止敌人出击或逃跑，我又派三排长带着全排，迅速迂回到炮楼左侧的土埂边上，准备堵击。

“坦克”终于冲到炮楼底下。这时鬼子竟然不打枪了，只见炮楼左边门前人影滚滚。“敌人真的想逃跑啊！”我正有些发急，突然几颗手榴弹在炮楼左侧爆炸，接着土埂边上的排枪也打过去了。鬼子爬着、叫着，缩进炮楼。

“三排打得好！”我正向指导员说着，他身边的电话铃响了。“坦克，怎么样？”说着，我猛地向指导员身边扑去。指导员也顾不得跟我答话，只是拿着送话器讲：“向后，再向后撤一点！”我知道这时爆破手们靠着“坦克”的掩护已送上炸药，如今正在往危险区外撤退。我高兴地命令全连集中火力封锁炮楼的底门。鬼子还以为我们想硬冲呢，正在炮楼上拼命打枪，企图阻止我军攻击。突然炮楼跟前火光一闪，紧接着就是一声震天的巨响。我高呼着：“同志们！冲啊！”全连从四面八方冲过去。刚才还在凶猛地喷着火舌的四层炮楼，转眼变作一堆瓦砾，几十个少头没腿的鬼子尸体，连压带烧黑糊糊一片，也分不出哪个是“吊毛司令”了。

第二天一早，领导同志、兄弟连队都来看我们的“坦克”。只见它满身弹痕，同志们却没有一个挂花。大家都夸奖小胡的创造精神好，他却还是红着脸，嘴里嘟囔着：“这是大家搞的嘛！”

在以后一个月的战斗中，我们和兄弟部队使用土坦克和其他种种办法，炸掉了许多敌人的碉堡，敌人的什么“锁”呀“链”呀的，都被砸得七零八落。

孙洪泉  文中身份为冀南军区第4分区警卫连连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安徽省六安县综合化工厂厂长。1960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