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6日夜，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中攻击轿岩山的战斗胜利结束了！27日早晨7点多钟，沿着我冲击部队经过的路线向主峰前进，我看到了敌人设置的一道道铁丝网、布雷区和深深的壕沟，被我炮兵摧毁后的障碍物散落在敌战壕周围。山上的火还没有完全熄灭，冒着黑烟。

在一片开阔地上，担架连的同志们把我军牺牲的烈士集中起来，一行行排列在一起，洁白的单子盖在他们身上。营、连干部正忙着清理每个烈士的遗物，逐一登记在阵亡战士的花名册上。

看到这种场面，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哭了。我们默默地陪伴在烈士们的身旁，这些可爱的战友昨天还朝气蓬勃，相互间说笑谈心，而今天，他们却为了祖国、为了胜利，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那一刻，我心如刀割，不由地回想起当年大家一起入朝作战时的场面。

1952年10月，我被分配到志愿军某部任见习侦察参谋。在赴朝鲜战场途经安东市时，我见到了自1942年分别已10个年头的父亲。他当时任安东市委组织部部长。他向我讲述了我从未听过的往事：1942年，父亲离家后奔赴东北鞍山、通化一带从事党的地下领导工作。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对敌斗争是很残酷的。当时，一个长期投靠日本的汉奸给当地党的工作造成很大损失。经过地下党组织研究决定，除掉了这个无恶不作的汉奸。为得到敌人更多真实的情报，以便展开有利的地下斗争，组织决定由父亲化名打入敌人内部当了“汉奸”。这时我才知道多年来为什么我与他不见面也不同姓的原因。父亲的真实身份一直到东北解放才得以公开。可他的姓氏直到1990年去世，才更改过来。

在安东与父亲短暂相见，他特别高兴。当我离开安东出国那天，父亲专程赶来为我和我的战友送行。

那些天，我看到了很多妻子送郎、父母送子、父子同行参军参战的动人场面。明明知道面对的可能是流血牺牲，但每一名军人还是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战场。

在战争的考验和洗礼中，这些可爱的年轻战士快速地成长成熟起来。我常常看到运输连的战士们背着弹药箱和物资，送往前沿阵地。这些可爱的战士也不过十八九岁，汗水浸透了他们的军装，阵地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我很佩服他们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精神。当他们途经我们坑道口时，我曾为他们送上一碗水，扶他们一把。任务不紧时，我也背起弹药箱送他们一程，以减轻他们的一点体力消耗。

战争是残酷的，也是无情的，伤亡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一次，我奉命带领两名侦察兵到前沿阵地，再一次对敌人阵地火力配备进行侦察。当我们完成任务返回，通过敌炮封锁区时，正好一发炮弹落在我们仨的前方，我大喊一声：“卧倒！”话音刚落，炮弹就在我们身边响起。过后，我们仨满身尘土，耳朵嗡嗡作响。我们躲过了这次大难，但还是被炸弹炸伤了。这是我第一次受伤，不过最感欣慰的是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伤愈归队，我马上为即将开始的大战紧张地忙碌起来，研究审定作战计划，绘制各种图表，制作作战文书等。这些工作必须认真细致，来不得半点马虎。因为它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和战友们的生命安危。

激烈的战斗打响了。三颗红色的信号弹划破了黑夜的长空，刹那间，榴弹炮和坦克炮齐发，像一条条火龙射向敌人阵地。经过几轮火力射击，敌人没有一点还手的机会。紧接着我步兵开始向敌主阵地轿岩山发起冲击。敌残余步兵在山上利用坚固的工事和有利地形阻击我军进攻部队。我军突击连反复与敌拼杀，这样你争我夺双方进行了拉锯战。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我军突击部队伤亡较大，团长急令一营营长组织反击。接到命令后，营长带领一营突击连再次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前边的战友倒下了，后边的战友又紧跟着冲上去，经过这样的连续战斗、反复冲击，我英勇顽强的步兵终于攻克了敌人主阵地轿岩山，赢得了胜利。亲眼目睹这一切，我深切地体会到战争的胜利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胜利后，我们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重新安葬牺牲战士的遗体。这项工作十分艰巨，战士们都是含着眼泪在工作，一天下来累得筋疲力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可为了安葬好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战友，为了告慰烈士的英灵和他们的亲人，大家克服了重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转眼间，60多年过去了，我愈发怀念那段在朝鲜战斗的岁月和那些留在异国他乡的战友。无数个不眠之夜，那些大大小小的战斗、那一张张可爱可敬的年轻面孔又出现在我的眼前，让我辗转难眠、心潮激荡。作为历史的见证人，那段永远无法忘却的记忆是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我努力前行的坚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