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未来五年和十五年的“中国之治”作出规划，目标可期，催人奋进。

国家治理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命题，也是一道最为复杂的考题。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文环境，有不同的治理之道。《体论》中说：“太上养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让，处劳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赏而欢善，畏刑而不敢为非，此治之下也。”《盐铁论》中也讲：“刑之于治，犹策之于御也。良工不能无策而御，有策而勿用也。圣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由此可见，为政以德、教化为先乃治理上策。正如《尚书》所讲：“刑期于无刑。”

关于治理层次的“上、次、下”之分，《史记》也列举了三种境界：“‘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谁最贤哉？辨治者当能别之。”我们不妨辨别一下：春秋时子产治理郑国，“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严密的法律使人不能作恶；同时期的宓子贱治理单父，“尊贤者而与之共治”，使人不忍心违法乱纪；战国时期的西门豹治理邺县，设置严厉法律使官吏不敢作恶。相较于“不敢欺”“不能欺”，“不忍欺”的治理境界显然更胜一筹。

宓子贱何以能达到“不忍欺”的境界？《淮南子》中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宓子贱治理单父三年，巫马期前往察看治理效果，“见夜渔者，得鱼则释之”，甚是疑惑。捕鱼者解释说：“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鱼也，所得者小鱼，是以释之。” 巫马期回来报告孔子：“宓子之德至矣！使人暗行，若有严刑在其侧者。”这正是“刑期于无刑”的境界，孔子也认为宓子贱的治理之所以能够如此高妙，是因为做到了“诚于此者形于彼”，成风化人，润物无声。

从历史上看，“不忍欺”的境界为历代治理者所推崇，但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换言之，实现善治需要标本兼治，多措并举。就君王而言，“主者国之心也。心治则百节皆安，心扰则百节皆乱”。就德育而言，“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废丑，不向礼义”。就执法而言，“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就群臣而言，要做到“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圆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鲜”。明君、良法、善制、仁义、贤臣，得而兼之、相得益彰，则“四夷九州服也”。

“治国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烦治，士无伪行，工无淫巧”。纵观我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的大唐盛世，以及康雍乾时期的大清盛世，“不忍欺”是显著的治理特征。贞观八年，尉迟恭自负其功殴人致残，唐太宗告诫他：“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赏罚分明，恩威并重，堪称“刑期于无刑”的最高境界。

历史是一面镜子，透过历史来回望现实，总能对今天有所启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努力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不敢”是前提，以严格的执纪执法增强制度刚性，让党员干部敬畏党纪国法；“不能”是关键，科学配置权力，加快形成严格有效的制度和监督体系；“不想”是根本，靠强化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涵养廉政文化，夯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根基。从古代的“不敢欺”“不能欺”“不忍欺”，到如今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何其相似又与时俱进，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今日中国所展示的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新型国家治理体系，力举“利民萌便众庶之道”，力求“刑期于无刑”，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展现了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我们坚信，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中国之治”必将赢得更大的比较优势，展现出更为旺盛的生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