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长征副刊 PDF版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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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在掌上阅 亮剑弹指间

大道横山


■韩毓海

今年陕北行的第一站,是榆林的横山。延安和榆林,一南一北,是陕北的柱石,榆林所辖诸县市里,向南直线方向,正对着延安的,就是横山。

横山并不是一座山,而是一条山脉。它从甘肃六盘水出发,穿宁夏、进陕北,一路绵延浩荡,奔向黄河岸边。而背靠毛乌素沙漠,向南面对黄土高原的横山,简直就是这样——赤条条、无牵挂地横站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上。

陕西多山,而陕西省唯一以山命名的行政单位,便是横山。“横空出世”“横扫千军”,一往无前。横山,是一个极其霸气的名字。北岳恒山,南岳衡山,同声异字。恒与衡,显然比横要含蓄、内敛得多。于是,在中国,以“横”为名的地方,你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

横山,古称银州,党项人李继迁和李元昊,就是从这个地方出发,打到银川去的。他们建立了西夏王朝——先有银州,后有银川。地名变迁,讲述的就是西夏王朝的来路。

明末,生于横山与米脂交界处的李自成,也就是从这里出发,打到了北京的紫禁城。

然而,李继迁、李元昊、李自成早已远去,岁月似乎剥蚀了历史的辉煌,枣湾、羊圈、干沟子,土洞、沙梁、柠条山——横山一路所及,扑面而来的,大都是这些土得掉渣的名字。对我而言,唯一例外的地名,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波罗。波罗这个名字,仿佛是从历史中跳出来的,让你不由得眼前一亮。

“波罗”,因佛寺而得名,横山此地大兴佛寺,时在北魏。建造了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鲜卑人,在此建一片浮屠,把佛教文化由草原大举推向了中原大地。

“波罗”这个名字当然是外来的,它取自“般若波罗蜜”,“波罗”是“光明、美好的世界”,意为唯有“放下”自我,才能求得解放和解脱——这是个极为深刻、朴素的道理。

横山有大河,最著名的是无定河——就是古往今来,多少诗词名篇都写到的那条令“春闺梦里人”魂牵梦绕的边河。无定河,划开了中原与草原,是两种文明和生产方式的纽带。无定河两岸,经历史长河冲刷出的台地草甸,蒹葭苍苍,在我们的先人渔猎耕耘了5000多年的台地上,就耸立着一座庄严的古寺——接引寺。

“接引寺”,乃是波罗的地标。接引的意思,其实也是引导你去光明、美好的世界。

背靠草原,面向中原的接引寺上,有古城堡一座,名波罗堡。明代军、政两分,榆林镇(延绥镇)沿着明长城,有三十六营堡,横山境内有五堡,波罗堡即其一。

岁月如烟,多少英雄豪杰,就是从这里出发,高举战旗走进了历史。站在波罗堡上,面对无定河两岸蒹葭苍苍,顿生无限感慨,而同时却又感到心中茫然,些许感想与感动,完全无从说起——只是分明感到,自己不虚此行而已。

“波罗”触发我的,起初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故事并不平淡,尽管在那个口音浓烈的导游看来,这似乎已经是一个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

这故事说的是:1946年,在关于“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历史抉择点上,在人民解放战争拉开序幕的时刻,也就是在“波罗”这个地方,发生了被后来证明是扭转陕北战局,因此决定中国命运的事变——横山起义。

1946年夏,胡宗南部由南向北,驻守榆林的邓宝珊部由北向南,南北夹击,进攻延安。而当时的中共中央似乎只有一条退路——东渡黄河,去往山西——不得不全面放弃陕北革命根据地,这就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当时所面临的巨大危局。

欲取延安,必取榆林,欲定榆林,必定横山,因为横山向南,正对着延安。

而大危局的转变,往往具有戏剧性。1946年10月13日凌晨,驻守横山的国民党第22军一部和陕北保安部队大部,在时任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总指挥胡景铎,时任国民党晋陕绥边区司令部少将参议胡希仲率领下,于横山波罗堡通电全国,决定起义,投向延安。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变。蒋介石的一手好牌,因此被釜底抽薪。

那个时候,国民党有900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满打满算不过百万。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合法政府”,背后有美苏两强的承认与支持,共产党代表的则不过是“边区政府”,延安之外,在全国只有几个零散的根据地。这就是1946年夏天,国共两党一清二楚的实力对比情况——一旦考虑到这个现实,就会明白,横山的起义者选择的是怎样的道路,他们为这样的选择,又准备付出怎样的牺牲。

横山起义,对于解除延安北方重围,起到了关键作用,对于毛主席做出转战陕北的重要战略决策,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实际上,如果没有延安北方局势的松动,毛主席就没有转战陕北的战略空间。横山起义,是在局势万分危急,且十分不利于共产党一方的情况下发生的,它与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的倒戈起义完全不同。

而率部起义的胡景铎、胡希仲叔侄二人,都是富平人。他们率领的起义部队,主要由富平抗日子弟兵构成。

富平在关中之东,而榆林处在陕北之北。富平人带兵北上,这是因为国家危亡,抗战军兴。

晚清之后,陕西富平最有名望的家族,也是堪称传奇的大家族,是胡家。这一家里,出现了叱咤风云的六兄弟,长兄胡景翼,是辛亥革命元勋,1910年参加同盟会,耀县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1915年回国参加护法战争,和于右任一起组织靖国军,任第四路总司令。1924年,胡景翼再与冯玉祥一起组织国民军,任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同年11月,率国民军进驻中原,任河南军务督办。1925年4月,胡景翼病逝于开封,去世时只有33岁。

胡家六兄弟中,年纪最小的是胡景铎,他与侄子——大哥胡景翼的独子希仲,年龄相仿。胡景铎、胡希仲叔侄俩一起长大,一同进学。

1946年10月13日夜,胡景铎率部由榆林到达横山波罗镇,与驻守在波罗堡的胡希仲部汇合,通电起义。电文痛斥蒋介石卖国独裁,投降帝国主义,妄图发动内战,滥杀无辜,陷人民于水火。电文宣告,要与人民站在一起,走光明的路。

放下自我,放下自我得失,而走向解脱与解放——带你到光明的世界去,从此走向光明。这一真谛,就这样在现实里发生了,而且,发生这一切的地方,竟然就叫波罗。

接引寺和波罗堡巍然屹立。今天,它们似乎是沉默着,而这种沉默,却使得传奇更加真实。这种沉默,也许是为了有一天,再次向有缘人讲述这宇宙间的真谛、讲述这人世间的机缘。

历史证明:近代中国,所遭逢的乃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任何妥协、盘算、委曲求全,都将为这种大变局所埋葬,唯有巨大的牺牲,唯有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才能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明,度过如此巨大的劫难与变局。

牺牲是残酷的,革命是残酷的,而这样残酷的牺牲,不仅摆在了最广大的劳苦大众面前,也摆在了旧时代的社会精英面前。

历史也已经证明,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传统中国社会精英的相当一部分,就像富平胡家一样,走上了一条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道路,走上了为中华民族求解放的道路。这条道路,看起来似乎不符合他们的阶级利益,但是,却符合中华文明自古就有的信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今天看来,他们对于自己和自己阶级、阶层利益的“放下”,与中华民族的“解放”,其实是一个两位一体的过程,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他们使得中国得以不依靠外部势力和本国软弱的资产阶级,通过波澜壮阔的革命,推动了、实现了、完成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出现了光明的前景。

中国革命是以文化和政治革命为先导的,这是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正是中国革命极为特殊的历史过程,考验着中国的社会精英,并将其推到了命运抉择的风口浪尖。

什么是社会精英?在中国,精英不仅是一个与经济和财富相联系的范畴,“社会精英”这一角色,首先意味着家国情怀、人类担当,以及与之相应的牺牲奋斗精神,当然,也意味着文化的底蕴、文明积淀和政治上的使命感。在中国,绝非有钱就可以成为社会精英,因此,也正因为上述特征之缺乏,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往往不被人民群众视为领导中国社会的精英力量。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早期领导者们绝不是资产阶级——因为中国资产阶级身上,恰恰没有或者欠缺那种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家国情怀和人类使命担当。

或许——这就是深受中华传统文明的浸润和滋养,在关中大地上成长起来的富平胡家子弟,之所以厌弃和鄙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种资产阶级暴发户,并最终离他们远去的原因。

离开波罗堡上路的时候,友人在车里放了那首著名的信天游:《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

对这首歌,我突然有了一种新的理解和认识,正如对伟大的中国革命有了一种新的理解和认识——放下自我,才能到光明、美好的世界去。

“放下”与“解放”,虽是一念之间,但这一念背后,却是沧海桑田,天翻地覆慨而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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