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见过爷爷，印象中的爷爷是来自我父亲无数次的描述。父亲说爷爷额头上有道很深的疤痕，是与鬼子血拼时留下的。

在我印象中，爷爷就是英雄。他那留在额头上的疤痕就是一个英雄特有的标志和荣耀，虽然我没有见过。

父亲讲不清爷爷参加的那个部队的番号，只知道爷爷是八路军。

爷爷16岁的时候就是一个能抱起一扇磨盘，挑起百十斤牛粪的壮汉了。在他17岁那年开春，他跟着自己的三哥加入了一支部队。那支部队刚好路过村子。爷爷顾不上跟亲人告别，就跟着队伍走了。没过黄河之前，部队打了几次仗，爷爷的三哥就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爷爷和战友就地挖坑把三哥埋了。这时，敌机又开始扫射了。爷爷一骨碌转到一条壕沟里，回头看埋着三哥的坟头已经落下几十个弹坑。

爷爷跟着部队在一个晚上乘小船过了黄河。十几条小船往返多次才将这支部队全部送过黄河。接下来，教官就教他们打枪、刺杀等许多动作要领。训练的10多天里，伙食不错。爷爷饭量大，一顿能吃下四五个馒头。部队开拔的时候，因爷爷力气大，连长安排他拉着装有弹药的架子车。一次夜行军，后面的一个架子车陷入泥泞中，几个人都拉不出来。爷爷过去双手紧握车柄，憋住气使劲一扯，这辆载着重物的架子车就被拉出了泥潭。部队领导拍着爷爷的肩膀笑着说：“好家伙，能吃也能干啊！”

终于等到跟鬼子面对面打仗的机会了。爷爷总以为鬼子长得像传说中的野人。没想到，鬼子的长相竟跟自己差不了多少。爷爷心想，这些人太不算人了，不好好待在自家过日子，却大老远跑出来祸害人，跟村里的恶霸、疯狗没什么区别。

那次作战，爷爷用手中的步枪打死3个鬼子。多年后，爷爷跟父亲说，那是一次近距离交火，他隐蔽在草丛中正面射击进攻的鬼子。一想到鬼子进村后无恶不作，村里人只要有一口气的都被打死了。爷爷说，那一仗，打得他心都疼。

在山西，爷爷打了有十几仗。身边许多战友都牺牲了。战斗间隙，爷爷总想起与自己一同过黄河的战友。爷爷平常不怎么爱说话，是个老实疙瘩。部队短暂休整时，他却闲不住，就去帮炊事员干些推磨或劈柴的活。一次用力过猛，他左手中指被砸伤了。卫生员跑过来要缝伤口，爷爷说不用缝，说着自己把断了的指头扯下来了。爷爷伸出滴血的残指对惊呆了的卫生员说，包扎一下就好了。

爷爷额头上的那道疤痕，是1943年深秋，在洪洞县韩略村一次伏击战中留下的。那天天气很冷，田地里偶尔有着几棵挂着霜的大白菜。爷爷和几十名战士埋伏在这片菜园西侧的土墙后，鬼子的一队人马气势汹汹地进村了。随着一声“冲啊”，爷爷等人一跃而起前后夹击鬼子。惊慌失措的鬼子亮出刺刀，开始和爷爷他们血拼。一个鬼子用刺刀直刺爷爷的颈部，爷爷低头躲避时，刺刀刺中了爷爷的额头。爷爷全然忘了疼痛，像一头捕猎的雄狮，不顾一切地向敌人刺杀。直到伏击战结束，爷爷才知道自己被砍伤的额头，露出了骨头。

战斗结束后，爷爷因伤回家了。

后来，爷爷到煤窑上干活养家糊口。他额头上的那道疤痕，刚好是在煤窑里顶着矿灯的地方。爷爷很少跟人讲起这道疤痕的来历，虽然有很多人好奇地问他。

面对战争，受伤或阵亡是战士必须经历的。爷爷是战争中活下来的幸运者。爷爷说他不是英雄，比起其他战友自己差得太远了。他讲到一个战友因腿部受伤不能行走，就用手死死拽住鬼子，硬是咬掉了那家伙的一只耳朵。爷爷说这才叫英雄。英雄就是跟敌人玩命，玩命的同时能活下来更好，活不下来就跟敌人同归于尽。

爷爷额头上的疤痕，成了爷爷生命中的一个特殊符号。而这个标志性的符号，似乎也为爷爷赋予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在爷爷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处处彰显着一个在你死我活的战斗中幸存下来的人，对生命的倍加珍惜。而这种对待生命的态度，不仅仅是对生命的热爱。

下煤窑是很苦的体力活。经历过战争洗礼的爷爷在下煤窑的时候，总是争着干苦活、重活。慢慢地，爷爷成长为一个有经验的老工人。他时常给新来的工友传授挖煤、拉煤、上罐笼等一些技术。对一些安全意识淡薄的工友，更是不厌其烦地叮嘱注意事项。有一次，一个刚结婚的年轻小伙子下煤窑，分到爷爷那个班。爷爷这一班的工作，是向井口处拉煤。从巷道深处到井口有5里多路，黑暗中仅靠头顶的那盏矿灯照着窄窄的巷道。

爷爷通常是把自己排在第一个，后面跟着一个班的人。那天，爷爷把新来的那个小伙子安排在了队伍中间。那天，大家把煤都拉到了井口，然后等着罐笼降下来装煤。那次，罐笼都上去好一会儿了还不见下来。等装煤的人就焦急地向上喊，让上面的人把罐笼赶快降下来。新来的小伙子也跟着喊，不知不觉中就站到了井口中央。爷爷抬眼看见了，赶紧喊他闪开。就在小伙子愣神的工夫，井口的罐笼突然降下来了。等爷爷扑过去的时候，罐笼已经结结实实地压住了站在正中的小伙子……爷爷后悔地用头撞墙，责怪自己没有保护好这个新来的年轻人。爷爷被人拉住时，他额头上的疤痕渗着殷红的血。

打那以后，爷爷的额头上又多了些坑坑洼洼的伤痕。家里人不让爷爷下井了。不再下井的爷爷爱坐在正午的阳光里，眯着眼，想一些与生命有关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