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北约宣布其战役级联合作战指挥机构——诺福克联合部队司令部，正式具备初始运行能力，标志着北约新一轮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已全面步入纵深阶段。这是冷战后北约第4次指挥体制重塑，折射出北约对其自身安全环境的新考量和军事手段运用的新设计，也势必对本就紧张的国际局势产生一系列冲击和影响。

扩充各层级联合指挥机构

冷战结束以来，北约对其指挥体制先后进行了3次大幅调整，不仅将各级司令部数量由冷战结束时的33个逐步精简为7个，指挥机构人员由2.2万余人大幅裁减为7000余人，而且还取消了基于地域划分的多层级体制，确立了以职能任务为主的“战略—战役—战术”三级指挥体制。

但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给北约指挥体制持续“瘦身”的趋势踩下刹车。2017年11月，北约理事会决定，在保持既有指挥机构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优化作战指挥体制，由此拉开了北约新一轮指挥体制改革的序幕，而扩容成为此次改革的显著特征。

一是扩充作战指挥机构数量。战略指挥层，北约在现行唯一的战略级作战指挥机构——盟军作战司令部内增设了网络空间作战中心；战役指挥层，新设诺福克联合部队司令部；战术指挥层，在德国乌尔姆成立联合支援与赋能司令部。另外，北约近年来还在东欧增设了3个师级陆上司令部，并在8个东部成员国各建立了一个前进指挥所，重点加强东部前沿地带的陆上指挥。

二是扩大指挥机构人员编制。本轮改革，北约计划增加1200余名指挥与参谋人员。除新设指挥机构的人员外，北约还正在对原有的战略、战役、战术三级司令部进行人员充实。由于本轮改革新增指挥机构大多部署于欧洲，因此指挥与参谋人员也多由欧洲国家派出，这对北约内部美欧力量平衡有着特殊的意义。

兼顾各方诉求，提升指挥效能

在北约的发展问题上，欧洲盟国与美国的观点并不一致。欧洲多数盟国更希望将联盟防务重心置于集体安全防卫，并欲借北约资源发展欧洲独立防务；美国则执意将北约打造成全球性军事组织，作为其维护全球霸权的工具。

在各方裂隙日深的背景下，扩容指挥体制兼顾了各方诉求，不仅能增强集体防御的能力和信心，缓解欧洲各国的“恐俄症”，还能加大对俄罗斯的正面牵制，从而勉力维持联盟凝聚力。

在满足各方利益诉求的同时，北约推动指挥体制改革还意在提升联盟军事行动能力。

一方面，提高战备组织水平，强化快速部署。2014年后，北约制定并多次修订战备方案，不仅加强了在东欧的前沿部署，还要求快速反应部队在2至7天内分批部署到位，后续增援力量在30天内能再部署30个机械化营、30个空军中队、30艘作战舰艇。这对盟军兵力投送的组织与协调提出了极高要求。而新设各级指挥机构，目的之一就是有效组织跨境兵力投送和进行前沿协调接应，保证盟军主力在战时迅速部署和投入交战。

另一方面，增强指挥控制效能，密切作战协同。诺福克司令部主要职责就是维护大西洋海上通道安全，并抵御北大西洋高纬度区域的海上威胁；乌尔姆司令部负责保障欧洲陆上通道的畅通，兼顾中欧、西欧的后方防卫行动。二者与既有的布林瑟姆、那不勒斯两个战役司令部有力配合，形成海上与陆上、前沿与后方的多方向作战协同。而网络空间作战中心既可担负起网络空间攻防及态势感知等任务，又能提升盟军在多个作战域战术行动的协同水平，为盟军的跨国、跨军种精确协同增添网络赋能。

加剧地区与国际紧张局势

随着指挥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推进，北约下一步可能还将增设太空作战中心等新指挥机构。可以预见的是，北约在重塑自身的过程中，对欧洲乃至全球的安全形势也必将产生深刻影响。

一方面，将进一步激化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导致双方博弈较量持续升级。克里米亚事件后，北约进一步加大对俄军事压力，俄罗斯也针锋相对强硬回应。相对于此前的对抗举动来说，北约指挥体制改革具有战略性和深层次的作用，对俄形成持续性威慑。俄罗斯自然不会忍气吞声，为避免处于被动，可能会有所回应。

另一方面，可能滋长北约域外军事干预行动的倾向，助长美国军事冒险的可能。北约进行指挥体制改革看似意在强化集体防御，却并不意味着会将军事资源和注意力只集中于欧洲。近年来，印太地区逐渐进入北约视野。这固然因为欧洲国家依赖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能源供应，对西印度洋的安全形势格外关注，更主要的原因则是美国不遗余力地鼓吹印太战略，鼓动北约成员国和伙伴国更多地参与印太安全事务，强行推动联盟向东迈进。

因此，北约指挥体制改革在慑止俄罗斯西进的同时，也可能对欧洲之外的地区产生影响。一旦合适的借口出现，北约当年插手利比亚战争的模式很有可能会复制——部分成员国和伙伴国打着北约的旗号，借助北约的指挥机构组织实施域外军事干预行动。国际社会对北约此次指挥体制改革，还是应加以警惕。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

上图：2020年初，俄罗斯北方舰队和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半岛附近的黑海海域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现场观摩演习。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