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如铁，纪律如磁，有组织无纪律，就会像磁铁消磁一样，失去凝聚力，丧失战斗力。

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境界与胸怀，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抗战时期，中央军委政治部找李先念谈话：“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那次岗位调整是从军级降到营级，但李先念毫不犹豫：“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

解放之初，中央决定让18军执行向西藏进军的任务，军长张国华当即表态：“一切听从党安排。”部队召开誓师大会时，张国华把不满3岁的女儿背到会场，以“背女出征”的方式宣示坚决服从组织命令的决心意志。

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是我们党从血与火的考验中总结出的信念信条，是这个组织中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1938年4月17日，张国焘发表书面声明脱离共产党。时年10月，毛泽东在向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报告时指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从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到波澜壮阔的建设时期，我们党在“四个服从”的坚强保证下，凝聚成了一个有着强大战斗力的钢铁集体。

陈云同志说：“共产党员不仅在日常工作中要忠实于党的决议，而且要在困难中，在生死关头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电视剧《身份的证明》中，我军情报人员瞿皓明，解放前夕奉命打入国民党内部，直至新中国成立时，其公开身份仍是国民党第92军情报处副处长。更遗憾的是，时过境迁，其唯一的上级已经牺牲，唯一的助手去了台湾。此后的47年时间里，瞿皓明没有“身份证”，但历经磨难、初心不改，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坚决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为自己的一生做了最好的证明。这样的党员干部，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不胜枚举。

“革命需要我去烧木炭，我就去做张思德；革命需要我去堵枪眼，我就去做黄继光。”每名党员干部，都是党的人，无论在什么岗位，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是为党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讲奉献、讲觉悟、讲大局、讲境界，自觉服从组织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打起背包就出发”。65年前，中央决定交通大学主体从上海迁往西安。数千名交大师生坚决维护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告别繁华都市，扎根条件艰苦的古都西安。钟兆琳教授掷地有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支援西北每个教师都有责任。”陈大燮教授斩钉截铁：“迁校西安是政府的决定、祖国的号召，对国家工业建设是有很重大意义的，因此，我们坚决响应这一号召。”在交大西迁的洪流中，无数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先进人物，筑就了“西迁精神”的时代丰碑。

纪律具有强制性，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必须做到无条件服从。这不仅是个人的态度和素养问题，也是检验一名党员干部合格与否、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准。如果对组织安排挑三拣四，甚至闹情绪、撂挑子，拒不服从，最终必然受到组织的严肃处理。抗战时期，抗大学员刘力功毕业后，拒绝到基层部队工作，组织上7次派人找其谈话，都没有谈通，最后被开除党籍，并公布于全党。“刘力功问题”是普通党员违反“四个服从”纪律的典型案例，今天仍有个别党员干部视“服从”为“不定项”，对己有利者从之、对己不利者弃之，阳奉阴违、讨价还价。组织如铁，纪律如磁，有组织无纪律，就会像磁铁消磁一样，失去凝聚力，丧失战斗力。

我们常讲，“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国家独特的制度优势。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91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如果不讲服从，就不能“集中力量”，更谈不上“办大事”。新的征程上，只有每一名党员坚持“一切行动听指挥”，时时处处做到党组织“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才能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胜利。

（作者单位：武警安徽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