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天山深处依旧白雪皑皑。海拔7000多米的主峰托木尔峰仿佛统帅的大纛，笃定地端坐在千山之上。然而当你攀登上去，它却隐藏在云雾中，不见真容。

四个人迤逦前行，都瑟缩着、佝偻着身躯，用脊背对着前方，向山巅、向托木尔峰的方向进发，仿佛冬天里随风出征的扎蓬棵。

这是1980年夏天，他们团从内地迁来天山脚下。四个人由老兵瞿佳奇带队，勘查路段路况。

尽管他们一早就离开了营房，但仅走了十多公里就已是下午5时光景。三个新兵落在了后面，瞿佳奇回头望去，他们像三块移动的面团，和风雪揉在一起。

他寻觅一处背风的洼地，手脚并用扒开积雪，在露出来的一块土地上准备就餐。

他们聚在一起，吃的是馒头和蔬菜罐头。馒头像冻梨一般带有冰碴儿，咬一口坚硬而冰冷，罐头豆角也是凉凉的，难以下咽，水壶里的开水凉透了，外面结了一层冰花。饭毕，他们反而周身冷了起来。

为驱赶寒意，他带领大家跑起来。他瞥一眼云层里若隐若现蛋黄样暗昧的太阳，说：“天山海拔高，太阳晚上九点以后才落山，我们抓紧时间赶路，力争再向前挺进5到10公里。”

山上风雪如晦，太阳像朦胧的月亮。路坎坷，行路难，他们勉强行进5公里，见夕阳欲坠，天色渐黑，便急忙返回。可是，来时做的路标——那些脚印、画在雪野的图案、插好的树枝，全部在狂风中不翼而飞！

一名新兵用木棍探路，瞿佳奇亮着手电筒殿后。黑咕隆咚的雪夜，一个个怕走散，互相拽着对方。尽管小心翼翼，他们还是像一串冰糖葫芦，一起滑进了深凹。天山多这种地陷一般的深凹，深不见底。三名新兵躺倒在穴底，沮丧地说：“完了，我们不会冻死在这里吧？”

瞿佳奇呵斥道：“说什么呢，军人的意志哪去啦！”

他仰望着上面穴口的轮廓，仰望着星空，说：“搭人梯！”

他当然是人梯的底座。然而，他驮起的战士却够不到上沿。于是，他蹲下去，在那战士的肩上，再驮起一个。即使这样，也仅送出两人。他和另一名战友，依然够不到穴口。他喊，用皮带！上面的战友用两条皮带相接，终于将他肩上的战友拉了上去。冻馁、劳累，瞿佳奇无论如何也爬不起来了。他如果不爬起来，皮带根本够不到他。他听到了战友嘤嘤的哭声，一咬牙扶着那根探路的木棍站立起来。三人硬是将他拖了上去。

在雪地躺了半个小时，他说：“走，不然连长他们该着急了。”

他嘱咐大家小心，但越怕什么越来什么。走了不到5公里，像饺子下锅，他们又跌进一处更深的深凹，搭人梯也无济于事。他说，没办法，等待救援吧。

有个新兵在哭。他劝道，挺住，军人流血不流泪！他们紧紧地拥在了一起。

下半夜了，他们终于听到了连队战士前来寻找的喊声。他们立刻回应，但他们太疲惫了，应答之声在呼啸的寒风中如游丝般孱弱，外面的人根本听不到。

渐渐地，呼喊的声音远去了。气温骤降，有人牙齿打颤问：“不会冻死吧，不会饿死吧？”

瞿佳奇拿出一只打火机，点燃了自己的皮大衣，殷红的火苗飘起来。后来，战士们循火光赶来，他们得救了。

今年八一的战士聚会，我邂逅40多年未见面的瞿佳奇。当年，我们一同入伍，但我留在了内地，他去了边疆。那次遭遇，他冻掉了右手的四个指头，荣立二等功。

他要用仅有一个拇指的手掌给我敬礼，被我紧紧地抱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