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读徐贵祥的长篇小说新作《穿插》和《伏击》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吃紧的时日。厚厚纸页上烽火连天，山河破碎——为了“中国不亡”，一个个救国图存的笔下人物皆是英雄儿女。让我联想到荆楚大地上苍生危难，背水一战——为了“中国无恙”，一队队白衣为甲的逆行身影就是平凡英雄。
英雄的故事必将载入民族的历史，无论以“历史草稿”的新闻样貌，还是以“历史缩影”的文学形式。
作家徐贵祥就是一位中华英雄的叙事者，民族之魂的书写者。
“我是谁？”这个问题是我在阅读两篇作品时，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的“字节跳动”。两位主人公都面临着“身份”的问题。八路军营长凌云峰因与组织失散，阴差阳错地顶替了牺牲的国民党军敢死队队长楚大楚；国民党“西训团”的勤务兵易水寒“借尸还魂”打入八路军内部，成为营长凌云峰——每个“我”都不再是从前的我，都面临“我是谁”的叩问。
两个阵营，双重身份，使有些复杂与纠葛的情节不好展开。徐贵祥采用“灵魂叙事”代替传统小说惯常使用的“全知视角”，化解了难题。讲故事的“灵魂”，《穿插》里是凌云峰，《伏击》里是楚大楚。两位为国捐躯的抗日军人，讲述了同一战场上各自的故事。这样的叙事视角虽非首创，却能迅速攫住读者的心，唤起读者对人物命运的好奇和对故事的期待。同时，因为穿越了生死，穿越了岁月，也使讲述带着些许悲壮、些许通透和历经沧桑的从容。
共产党员“凌云峰”成为国民党军敢死队队长楚大楚后的坚守，似乎好理解。国民党特务易水寒做了凌云峰之后，如何不知不觉抛却了从前的“我”，再造了后来的“我”，很令人欲知其详。“我是谁”这个问题一直在折磨着易水寒，也伴随他完成了不知不觉的蜕变。
离每个人最远的是自己，最近的也是自己。随着情节推进，面对这个哲学意义的诘问，两个主人公给出了几近相同的回答。
与两人对话的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谢谷。在《穿插》中，谢谷对凌云峰（楚大楚）说：“你这个人啊，你还是没有搞清楚你是谁。”凌云峰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人，而且是中国人。在《伏击》中，谢谷对易水寒（凌云峰）说：“果然是你，‘西训团’训导处的勤务兵，成了威震沧东的八路军营长。”凌营长笑笑说，国难当头，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是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正是这场战争带给这个民族整体和个体觉醒的“关键词”，也是中国能取得这场战争最后胜利的原因之一。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族意识有了最深沉的爆发、更厚重的承载，也因此具有超越阵营、穿透历史的力量。
徐贵祥是一个有着深深民族情怀、英雄情结的作家。“我找到了深埋在我们民族土壤里的那些值得珍藏的东西。”“我把这些闪闪发光的品质发掘出来、提炼出来、聚集起来，赋予我的作品人物。”最能够成就英雄，发掘、提炼、聚集“闪闪发光品质”的，常常是战争。战争是人类的悲剧，却是军人“最好的学校”。徐贵祥说道：“我的军旅生涯和文学生涯之初，有两大幸运，一是遭遇了战争，二是遭遇了英雄。”
作为军旅作家，徐贵祥不负他的吹角连营，不负他的炮火连天。很难说，是他的英雄梦让他成为“豪放派”，还是他的“兄弟连”成全了他的英雄梦。他就像自己笔下的许多人物一样，与他的军装、他的战争合而为一。这仿若他的命运，或曰使命。如此，他的写作绕不开家国，绕不开战争，绕不开英雄。
徐贵祥笔下的人物总是英雄又常是凡人。他喜欢抽丝剥茧其间的自我超越，其间的信仰熔铸。梁大牙如此，凌云峰如此，易水寒也是如此。
如果说凌云峰是对英雄与信仰的正面书写，那么，易水寒则是充满冲突与张力的“逆向书写”。曾有剧作家谈论人物创作时说，这个人物前面闪着光，中间闪着光，最后还是闪着光，其实他的光是黯淡的，观众是不太相信的。
易水寒的蜕变过程是一个从懦弱到英勇、从迷茫到坚定、从黯淡到闪光，渐渐被信仰点燃、渐渐变得耀眼的过程。进入八路军之初，易水寒的内心充满未知的恐惧。当初，身为一个穷苦人家出身的仆人，他进入国民党军队，除了报答曾经的主人蔺紫雨、服从后来的上级陈达之外，人生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因此，进入八路军后，他总是噩梦连连。对凌云峰的百般模仿及在八路军的浸染熏陶，促成了他的一个梦——他梦见自己上阵杀敌，英勇无比。战斗结束后，迎接他的有鲜花，还有心爱的姑娘。“他终于发现他的用武之地，他不仅找到了栖身的地方，也找到了安放灵魂的地方，跟鬼子干吧，死在哪里，埋在哪里，那就是最好的下场。”他向着这片光明走去，甚至做好了马革裹尸的准备，却依然无法摆脱“假冒”的忐忑、暴露的担忧。
他曾经的刺杀对象、八路军的军区政委文中戈，是他成为“凌云峰”之后的上级。事实上，文中戈早已掌握他的来历。借一次会后的机会，文中戈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你在红军时期打过很多仗，我希望你的过去成为你的动力，而不是包袱。”这是一粒定心丸，也是一副催化剂。“那天夜里，易水寒再也没有用被子蒙住脑袋了，黑暗中他的眼睛瞪得老大，他在展望一个全新的生活。”“是的，他不再是易水寒了，他是八路军的凌营长啊。从此之后，那个易水寒就离他而去，凌云峰的魂魄已经注入他的生命。”
注入易水寒生命的，是凌云峰的魂魄，更是一种充满光明与力量的信仰。于是他说：“是的，我喜欢成为凌云峰，我已经是了。”文中戈后来这样总结易水寒：“当年，国民党特务给我们搞了个‘借尸还魂’计划，没想到尸体没有借成，魂也丢了。我觉得还可以用‘还魂’两个字来概括，这个同志在关键时刻觉醒了，真的灵魂附体了。这个‘魂’，就是民族之魂，抗战之魂，理想之魂，信仰之魂。”
易水寒，是蔺紫雨为易晓岚取的新名字，显然得自“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壮士一去不复还”的一层寓意，是易水寒潜入八路军内部时“一去不复还”；另一层更重要的寓意，则是易水寒从此与过去之我彻底割裂的“一去不复还”。正是民族之魂、信仰之魂，让易水寒完成了身份的“穿插”而成为“凌云峰”。
同样，也是为了民族之魂、信仰之魂，凌云峰成为“楚大楚”。后来，组织决议，“为了让他们继续保持凌云峰和楚大楚的抗战荣誉，发扬更大的光荣”，两个人都继续使用新名字、新身份。因为，“其实他们早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抗战英雄”。
当初，如何塑造易水寒这个人物形象，让徐贵祥“想得脑瓜子疼”。后来，他“灵光一现”，“决定让他脱胎换骨，成为另一个人”。为了让易水寒完成人生的穿插、信仰的穿插，徐贵祥“费了很大的力气打造凌云峰”，甚至“为了写好易水寒所在的《伏击》，我不惜首先为凌云峰写了《穿插》”。
徐贵祥用“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推动我”形容当时的创作状态。他说，这部作品“让我看到了不曾认知的真实”“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本色，找回了我们的英雄自信”。这“不曾认知的真实”，应是通过塑造易水寒这个“新人物”渐渐抵达的。如他所言，易水寒不同于自己以往创作的所有人物，既不是精英也不是儒将，既不是草莽也不是新锐，而是“一匹驮着各种压力的骆驼”“身上背着沉重的包袱”。
这个人物的背后是一种更广阔、更具人性意味的视野。在这个视野中，有家国，有信仰，有英雄，更有人本身。所以徐贵祥说：“发现并重视那些负重前行的人，是文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进步。”这样的书写注定艰难，它要处理更复杂的时代心理，触及更深广的人性现实。然而，也只有具备这样的视野与心怀，徐贵祥才能够一直书写着具有正大之气的题材，而又书写得如此真实。诚如一位美学家所言：“看史家死气沉沉的长篇巨制，不如看作家挑开历史面纱的那漂亮的一剑。”
徐贵祥的“这一剑”，可见血泪，可见光明，甚是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