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洗碗的人，难免失手将碗打破。洗碗者在愧疚之余，还可能受到他人的责备和埋怨。为此，有的人对洗碗往往心存顾虑，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之为“洗碗效应”。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文指出了这一现象，强调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会担当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有的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多栽花少种刺，遇到困难不伸手”，“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只想争功不想揽过，只想出彩不想出力”。习主席指出的这一现象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实际工作中，因为惧怕“洗碗效应”，有的同志履行本职懒作为，开拓创新不敢为，分外之事不愿为，认为不干不错、多干多错，与其多干、不如不干。出现了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廉而不勤、正而不为的现象。

一个人勤勤恳恳地做事，因为不留神造成瑕疵或出现失误而被指责和埋怨，心里不平衡，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此就觉得可以懒政、怠政，为官不为，显然是不对的。工作中的失误就像阳光下的影子，只要有阳光，物体就会出现影子，我们能说因为有影子就不要阳光了吗？至于有的人针对出现的失误七嘴八舌，这不足为论。一方面他们可能并不完全了解情况，另一方面有的人凡事只爱看负面、作负面评论。对于这样的议论，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理会。

当然，也不排除上级组织和领导的误解，出现对失误看得过重、处理较严的情况。对于这样的情况，作为党员干部，除了坦诚地说明情况，必须以应有的党性来对待。那就是无论怎样的处理结果，个人仍然要一如既往地凭党性工作、凭政治觉悟工作、凭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任的态度工作，决不因为受到一点挫折和委屈而影响干事创业的热情。

没有一个人干事创业是一帆风顺的，更不可能一路走来都是鲜花和掌声。毛泽东同志在其革命初期就曾多次被“组织”误解，如1931年，他受到“左”倾冒险主义批判，被挤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核心。恢复工作几个月后，又一次遭到主张“积极进攻路线”的“左”倾冒险主义攻击和指责，解除了他的军事指挥权。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影响他继续革命的信仰和热情，坚持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尽力去做能做的工作，深入工农调查研究，分析研究当前局势，甚至为当地百姓铺路架桥。最终迷雾散去，毛泽东同志用其不屈的革命信仰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了广大军民的拥戴和同志们的信任，重新回到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邓小平同志也曾有“三起三落”的经历，最早的“起落”在上世纪30年代的苏区，而最后的“起落”则在上世纪70年代，跨越人生40多年，被世人称为“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对此，邓小平同志这样解释说：我之所以能经受住如此多的打击，是因为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从不失望，因为我知道，政治犹如大海的波浪，人在上面，时而上，时而下。言语之中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情怀。对于今天的党员干部来说，干事创业何尝不需要这样不屈的信仰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里更需要一提的是，所谓的“洗碗效应”与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遭遇的挫折、打击和磨难是无法比拟的。如果说，他们面对那样的磨难始终信仰不改、意志弥坚，那么，我们仅仅因为在工作中受到一些误解、责备，或确实出现失误受到组织处理，则实在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

作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为“洗碗效应”干扰情绪影响热忱。但对于组织来说，无疑应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大胆干事创业同志的积极性。这就是要切实贯彻落实好党中央提出的容错纠错机制，切切实实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错误，同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只有进行正确区分，才能激励党员干部更加放心大胆、甩开膀子干工作。同时还要防止“问责泛化滥用”的问题。不能一见“碗”碎，就不论因由、性质一味问责追责。动辄得咎往往导致一些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在工作中缩手缩脚、不敢作为。当然，对于党员干部需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干事创业激情来说，这些都是外在因素，最重要的还是在我们的内心要时刻保持正气、阳光、坚毅和韧性。拥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推进事业发展才有保证。

（作者单位：北部战区总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