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橱窗里的长方形基座上，它静静地蹲坐着。光线从上面洒下来，使炮筒的上部明亮了些，金属质感更强。稍稍走近，人们从中可以感受到，那种经历过无数次战火洗礼的功勋兵器特有的庄严。

如果不是有着较大口径和较短炮管，如果不是有着明显的机枪式脚架并带有三角形的底座，不太熟悉相关历史的人们很可能把它误认作其他武器。它的名称叫50毫米掷弹筒，当时八路军战士亲切地称它为“小臼炮”，是抗日战争时期我方军工厂成功仿制自日寇类似装备的一种单兵小炮。

体积小、便于携带、结构简单、使用灵活，尤其适于山地作战……在抗战期间，靠着这种单兵小炮，八路军在战场上多了一种能与日军近战的火力，为取得一次次战斗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翻开相关史料，可以清晰地看到，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到1945年抗战胜利，军工部共组织生产了2500余具50毫米掷弹筒、20多万发炮弹，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装备部队。据了解，当时主力部队一个战斗班可以配备一具该型武器，一共装备了近30个团，有效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仿制，旨在重获近战优势

八路军组织制造掷弹筒的起因与彭德怀副总司令有关。1940年秋的一天，彭德怀副总司令找到军工部刘鼎部长，特意提起八路军在与日军近距离作战时日军所用的掷弹筒，这种武器一度给我军将士造成不小伤亡，使我军的近战优势无法充分发挥出来。

彭德怀副总司令问刘鼎部长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刘鼎部长回复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按照9月9日彭德怀副总司令在军工部生产会议上的指示，军工部组织水窑一所、高峪三所和柳沟铁厂3家单位的技术人员，于同年10月开始了掷弹筒及其弹药的研制。

在无技术资料和样品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刘鼎部长以丰富的兵器制造知识，草绘了我军第一门自制掷弹筒的示意图，由工程处技术人员郭栋才、唐成仪、石崇江等人于1940年秋拿出样品。正在这时，总部送来了百团大战中缴获的日制掷弹筒，军工部决定由水窑一所和高峪三所仿制这种小炮。

试制，过程充满困难与艰辛

试制掷弹筒，必须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合格的钢材从哪里来？二是采用何种技术？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加工炮筒和弹壳的过程中。当时参与研制工作的柳沟铁厂只能生产白口生铁，这种生铁的品质无法满足炮筒的强度要求。

没有优质钢材，怎么办？军工战士把目光投向了铁路道轨，通过破袭敌占区的铁路交通线，获得了用来制造掷弹筒的钢材。通常，一具50毫米掷弹筒炮筒要用去1米多长、50多千克重的铁轨道面。经过加热，在高温下反复锻打，一段段铁轨被锻造成400毫米长的实心圆柱体。然后，通过在简陋的机床上打眼挖空，这个实心圆柱体就摇身变成了炮筒毛坯。

军工战士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没有加工膛线的设备。日制掷弹筒内部有膛线，所用弹药药室圆柱体外裹有一条紫铜弹带。弹药发射后，膛线与紫铜弹带相互作用，能确保炮弹稳定飞行。

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紫铜很缺乏，无法生产紫铜弹带。刘鼎部长经过与徐璜智等技术骨干共同研究，放弃了掷弹筒原有的膛线设计，将炮筒改为滑膛炮筒。为了保证射击距离和精度，弥补钢材质量方面的不足，他们将在研的炮筒长度由日制的280毫米增加到400毫米，筒壁也相应加厚。这些改进，为根据地兵工厂批量生产掷弹筒创造了有利条件。到1941年初，两具50毫米掷弹筒试制成功，随后投入大量生产，在实战中展现出出色的性能。

1945年，技术工人温承鼎和吴奎龙对掷弹筒进行了技术改造。改造后的掷弹筒被命名为“鼎龙式”。与之前的掷弹筒相比，鼎龙式掷弹筒由拉环式击发装置改换成扳机式击发装置。

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研制威力较大的掷弹筒，老一辈的军工人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甚至还有人为此献出生命。一次，射手魏振样把正打算亲手进行试验的刘鼎部长推到身后，自己走上前去操作。不料，这次试验发生了炸膛事故，魏师傅的右臂被炸断。就这样，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掷弹筒的试制才取得成功，最终成为我军抗击日寇的一种有力近战武器。战士们称它为“小臼炮”，也称50小炮。

改进，制造炮弹与炮筒同样重要

经过不断收集战场上官兵的反馈意见和有针对性地改进，50毫米掷弹筒的制造技术日渐完善。后来，军工部组织生产的50毫米掷弹筒与其原型相比已大为改观：取消了以前的螺丝杆，改为扳机发火；取消了泄气孔；把瓦状底座改成三角形底座；炮筒上安装了机枪式炮腿；筒身左侧加挂了扇形标尺，可以靠重锤摆针检查仰角大小，确定射击距离等。这样，小炮的结构更趋合理，性能更加稳定，生产效率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炮筒制造工艺和性能的改变，也带来了与之配套的炮弹的改变。最明显的变化是，50毫米掷弹筒所用弹药丢开了日造无尾翼弹的设计，改用迫击炮弹形状的尾翅弹。

回顾那段历史，不难发现，要大量研制出威力大又可靠的炮弹，军工战士面对的困难远比炮弹外形上的改变多得多。其中，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来造炮弹的弹壳。当时，炮弹弹壳通用的主要原料是钢或者灰口白铁，而且需求量巨大，使用铁路道轨已经无法满足这方面的需求。最直接高效的办法就是对当地盛产的白口生铁充分加以利用。

如何将含碳量高、质硬且脆的白口生铁锻造成可进行切割加工的炮弹弹壳用材，成了当时摆在军工人面前的又一难题。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军工部在柳沟铁厂成立了实验小组，请来了曾留学德国的陆达与工人联手攻关，把外国的相关处理工艺和太行山的焖火技术相结合，发明了火焰反射加热炉。经过这种加热炉焖烧处理的白口生铁表面的碳被析出，形成铁素铁，就可以进行车削加工。

白口生铁焖火技术试验成功后，从1941年4月开始，“小臼炮”炮弹便逐步实现了大量自制，太行山根据地的抗战历程也因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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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图：军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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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示的50毫米小臼炮。图②：军事博物馆收藏的鼎龙式50毫米掷弹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