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这在抗日战场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面对异常凶悍的日军，八路军、新四军极少同其打硬仗，多采取游击战、持久战的方式，力求“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出来，创造性地解决一切战略战术问题。游击战由此上升为战略打法，持久战成了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方针。正如当年的《到敌人后方去》所唱的那样：“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不怕雨，不怕风，包后路，出奇兵，今天攻下来一个村，明天夺回来一座城……”

打仗不能总走“一”字，要敢于走“之”字，让敌人摸不着头脑。灵活是战略战术的灵魂。在游击战的战略指导下，我军创造了一整套让日军不适应、难应对的打法。抗日根据地开展的麻雀战，是时任129师师长刘伯承命名的，意思是我抗日分队像麻雀啄食那样，三五成群，忽来忽去，忽散忽聚，东一枪、西一枪，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除了麻雀战，我军还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车轮战、推磨战、蜂窝战等，积小胜为大胜。这种打法，使日军不断遭受伤亡又找不到可以还击的对手。日军因此哀叹，“皇军大大的去，八路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去，八路大大的有”。

毛泽东多次讲过，任何时候都不要和龙王比宝。宝是比不过的，只能靠自己灵活的战略战术去弥补。我军指挥员深领其义，不打“堂堂之阵”，善于出奇制胜。抗日战争反扫荡中，罗荣桓根据战争形势灵活运用游击战思想，提出“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并作为军事原则得到广泛应用，为扩大抗日根据地、赢得反扫荡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陈赓选择神头岭打伏击战时，地形并不理想，但他实地考察，巧妙布置兵力，给敌造成错觉，歼敌1500多人。还有刘伯承两次设伏七亘村，反兵法不复之常，达到了“用兵之妙，存乎一心”之境。

与强敌作战，贵在有一套自己的打法。否则，只能受制于人。抗战时期的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曾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迷信对手的战术技术，自己没有创见，处处被动挨打。抗日名将傅作义同日军交锋，一个最深的感受即是，所属部队几乎每一个反应都在日军的估算之内，因其过去所学的军事操典全都来自日本。战术完全照抄日军，自然难以打胜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之所以能战胜日军，除了我军官兵忠诚坚定的政治觉悟，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战略战术水平高于对手，创造出一套敌人不适应的打法，真正做到了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今天，我军进入一个转轨转型、求新求变的新时代，进入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新阶段。“万变不离其宗”，作战模式在变，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争指导原则不会变；作战对手在变，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胜战招法不会变；用兵方式在变，但“兵以诈立，战以奇胜”的战争规则不会变。对我军来说，紧盯强大对手，加强军事斗争准备，必须从抗战历史中汲取打赢智慧，创造一套对手不熟悉、不适应的战法训法，真正做到一旦有事，能上得去、扛得住、打得赢。

制胜招法是作战之魂。好的打法能以少胜多，能抵千军万马。近年来，我军深入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独创了一些适应技术发展、适应现代战争、具有我军特色的战法。然而，也有少数指挥员既不善于继承传统，也不善于创新创造，缺少实在管用的新打法。有的存在思维定势，一搞对抗，就是标图作业、迂回包抄、猛打猛冲；有的缺乏联合素养，对新型作战力量不会运用，习惯于“单打独斗”；有的搞教条主义，把外军的那一套生搬过来，陷入“战争范式”；还有的不加思考，盲目跟风，别人讲目标战他也讲目标战，别人搞斩首战他也搞斩首战。

应当承认，在现代战争经验上，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外军，但须努力做到“师其意而不泥其迹”，达到活学活用、为我所用之境。一旦用别人的昨天装扮自己的明天，抑或是照别人的葫芦画自己的瓢，就可能被对手牵着鼻子走。

战争“是一场美妙的智力竞赛”，打法创新绝非易事。未来打什么仗、对手是什么样，我们就要创新什么战法，切实让敌人摸不准“脉搏”。现代战争，信息优势成为制胜的主导因素，整体联动成为制胜的基本形式，精确释能成为制胜的基本方式，体系破袭成为制胜的基本途径。战法创新只有循理而设、因敌而动、依战而行，实现信息力和火力的一体融合，才不会偏离方向，真正赢得主动、发挥效力。

一位外军将领说：“不怕中国人跟着研究隐形战机，就怕他们走了一条与我们不一样的路。”在与敌人的较量交锋中，继承我军传统，发挥我军特色，独创我军战法，保持我军优势，这应当成为抗战历史留给后辈军人的胜战启示。

（作者单位：第79集团军某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