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新干线”栏目是《解放军报》长征副刊为青年文学爱好者开辟的一块精短小说天地。自去年至今，已发表20余篇作品，题材涉及雪域骑兵连（《使命的味道》）、森林消防员（《向火而生》）、高原哨兵（《鸽哨声声》）、海岛军人（《战士石》）、军人爱情（《焰火星河》《格桑花》）等广阔的领域。青年作者们努力在艺术上有所突破，如《“巅峰”对决》《夜袭》使用干净、硬朗的语言，其客观化的“横截面”写法带有浓郁的写实文风。《战士石》则巧妙地运用了科幻元素，艺术化地表达了一代又一代忠诚卫士用生命守护边疆的崇高情怀。

翻检这些来自部队基层的作品，我发现一个共性问题——即自觉且有意识地构建小说文体的青年作者还是少数。他们的身份要么是战士、带兵的排长、要么是助理员、干事、基层报道员，离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更近的文体可能还是新闻报道，因而他们容易将在实践中形成的非文学化的固有写作模式带入小说文体的写作之中。除此以外，通讯还会使用简洁明快的人物对话，快速勾画主人公性格特征中的一个侧面，突出人物的精神性成长。然而，就文学的角度而言，通讯报道并不能轻易转换为小说。如果没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作品就容易出现故事情节的模式化与叙事手法的单一化问题。

以《跑道边的对话》为例，小说设置了老班长陈日升与新兵李亚这一组对比性人物。老班长兢兢业业，从飞机声音上就能判读出飞机型号，认为看似平常的飞行安全保障工作意义重大。新兵却对此产生抵触，认为只有威风凛凛的国旗护卫队或者到前线打仗才能体现军人价值，双方出现精神性对峙。最后，是老班长显露的专业素养及对新兵的耐心疏导，让新兵逐渐突破了精神困境，进而，新兵的转变又反向促进了老班长的精神成长。试看结尾处，“李亚这么一表态，陈日升感觉也受到了触动。他在心底里暗暗打定主意，趁年轻再干上几年，努力拼一把，让自己不留遗憾。”“日暮西沉，两人并肩走在西跑道边，似乎什么都没变，又似乎什么都变了。”小说设置的“回忆”环节有利于心理描写的抒情化，从而拉近读者和人物的距离，并通过人物之间坦诚、质朴的对话及结尾处的直接点题，给读者留下启示和脉脉温情。

可以说，在人物通讯中常用的正反人物对峙与精神困境解除的两步模式基础上，小说通过添加开头的点题（小说第一段）与接下来的补充交代（叙述者直接叙述与人物的回忆烘托主题），及最后的主题升华（小说最后一段）三步，来实现人物通讯的小说化。“五步法”的写作模式在这些小说中并非个案，或采用五步中的关键两步，或是对其做简单置换。如《挑战》《陆卫国的不眠之夜》《面试》《风铃响叮当》等。《风中的战马》《琴声里的岁月静好》也只是把精神性困境置换为悬念，结尾处依然需要受到精神触动来升华与强化主题。其他书写军旅爱情的《焰火星河》《格桑花》，都是采用这样的叙事模式，整体性地使用明喻，人物、故事与环境描写皆服务于浪漫化的抒情文风。

青年作者们为了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历时性地表现人物的精神性感动或成长，突出人物性格特征与精神世界的一个正向侧面，往往乐于选择浪漫主义的抒情风格。进一步说，他们是通过“五步法”的故事结构加浪漫主义的抒情叙事来完成向小说文体的靠拢和转化的。

二

本来，浪漫主义艺术风格通常携带较强的情感力量，有利于军旅文学的英雄主义美学表达。然而，模式化的浪漫主义文风容易让读者麻木，浅露的抒情破坏了原本肃穆的美学品格。这不但不能达到青年作者们要突出当代革命军人英雄形象的创作初衷，甚至还有可能适得其反。如何突破模式化写作的限制，是青年作者们需要认真思考的。而《战士石》或许提供了某种有益的参考。

《战士石》从叙述者“我”登上海岛、在石头缝里发现一本记录着“奇异”故事的“防水日记本”开始铺展故事，进而，叙述自然地过渡为日记内容。原来，日记记录了前一位守岛战士“我”的海岛生活和心理变化历程。先是描写海岛大小、布局，“我”的一日起居行动，“我”对一日生活的期待和心理疑问，进而，“我”因为孤独而逐渐产生了心理幻觉。“我”努力克制自己的幻觉想回到现实，但孤独如此强大，“我”的意识在现实与幻觉之间拉锯。这时，小说创造性地引入科幻情节，“我”发现三块矗立的石头幻化成人形，原来他们就是前边三位守岛的战友。“我”从他们口中得知，敌人为了达到逐渐占领岛礁的目的，也同样化为了礁石，他们手持“石化枪”发射“高能降速石化射线”，破坏战友的生命频率，使他们在人形与石头之间缓慢切换。而当“我”从战友那里知道全部真相的那一刻，也被石化枪射中，幸运的是“我”随身携带了笔记本，在身体彻底石化以前，将真相记录下来。至此，叙述权再次从日记主人公“我”转给正在读日记的“我”。“我”被日记中战友们的精神所打动，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而此时，一束红光也正向读日记的“我”射来，小说结束。

这篇小说富有浓郁的抒情气质，读者自然而然地被故事打动。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形式、故事与情感的高度统一。首先，如此短小的篇幅之内，小说还采用了故事中套故事的形式，这至少达到两方面效果。一方面，作为继任的守岛战士无意中读到前边守岛战友的日记，增加故事的真实感；另一方面，两个层次的叙述者“我”合而为一，都成为了永远守卫海岛的石头，这就与日记中的故事形成闭环，意味绵长。其次，“日记”体先天的私人性特征决定了它既可以记事，也可以幻想、抒情，这在叙述上给了小说足够的自由和弹性。而《战士石》的可贵在于它并没有简单化地写事抒情，而是一步一步铺垫“我”的日常生活起居与海岛形貌，包括拟人化的描写，这些都为“我”的孤独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幻觉和心理变化做足了准备。最后也是最具有艺术独创性的是科幻情节的引入。小说并没有继续沿着之前孤独产生的幻觉重复性地写下去，而是将不断强大的孤独形象化为同样变成礁石的敌人。“我”看似被敌人的“高能降速石化射线”射中，无法抵挡住孤独，但敌人要想射中同样也需要降速、石化。因此，“我”其实并不是简单地向孤独缴械投降，“我”的再一次石化恰恰表明“我”正在用生命来战胜孤独，它代表着一代又一代守岛战士的忠诚，承载了军人用生命守卫祖国疆土的深厚感情。因而，这篇小说被《小说选刊》2020年第7期选载并不让人意外。

由此可知，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抒情浪漫主义是否还行之有效，而在于怎么样的抒情浪漫主义才是行之有效的。《战士石》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小说整体的抒情浪漫风格是建立在艺术的独创性与情感的真实性这一写作基础之上的，即环境描绘与人物情感变化必须合情合理地展现。

三

由此，我想到另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事实上，上述文体意识的模糊导致的浪漫主义叙事的模式化倾向还只是问题的表象，当代现实题材军旅小说创作所面临的叙述困境，可能才是问题的本质。20余篇作品虽然不多，但其中大部分作者对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和美学原则的疏离，或许预示着军旅小说创作的某种危机。有的作品徒有一个空洞的意象，却无法提供一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一种具体可感的现实环境。除了合情合理的浪漫主义抒情之外，描写现实、刻画人物的现实主义文学方法还是军旅小说创作的圭臬。

笔者在这里并非苛责青年军旅小说作者，而是想借此现象与症候提出更为迫切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改革强军的背景下，如何获得一双透视军旅生活的慧眼，以现实主义的方式，体察与思考当代军人的情感形态、价值追寻与性格命运，这不仅对于青年作者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对于那些成名的小说家来说也同样不容易。

但尽管如此，具有小说抱负的青年作者们还是要努力克服创作上的惯性和瓶颈。笔者的看法是，青年作者不妨仍回到恩格斯定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原点，即“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概括来说，“细节的真实”“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的三要素。“细节的真实”是对外部现实局部的、客观的描写，通过局部的、细节的真实描绘，构筑起浓缩时代特征的“典型环境”，并从中诞生出蕴含时代特征的“典型人物”。军旅小说作者们要以此为出发点，努力在观念认识上跟上发展变化的外部现实，要不遗余力地观察、透视急剧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与强军兴军伟大进程这一“典型环境”,精准敏锐地抓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通过将当代历史变革的本质特征和时代精神灌注于典型人物形象之上，来为当代军旅小说创作寻找新的生长点。与此同时，小说作者们还应师法那些经典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杰作，它们透过生动具体的人物形象，不仅引领读者认识与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还能穿越历史的时空，启发读者更深地体会领悟当下的社会生活。年轻的军旅小说作者要学习如何用形象而写实的手法，再现军队发展与变革的路径。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更好地解释现实，启迪读者，而不再流于脸谱化的人物、单一化的故事、同质化的语言与概念化的环境。

强军兴军伟大进程和火热的军营现实生活为青年作者提供了最佳的摹写对象，经典名著为青年作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学习范本，长征副刊为青年作者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和发表的园地。青年作者需要自觉地练习描写“细节的真实”的手法，练就发现“典型人物”的目光，提高深描“典型环境”的能力，军旅小说创作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人才和佳作涌流的局面都是可以预见和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