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抗战烽火，多少中华儿女，胸怀家国大义，甘洒热血汇成万众一心、抗击侵略的滚滚洪流；走进历史天空，多少革命先辈，坚持计利天下，不惜流血牺牲写就坚忍不拔、血战到底的壮美史诗。

“儿要为改造不合理的社会而奋斗，为后来女子求幸福，也要和男人一样为国家民族求解放，作一点有意义的事业。”这是年轻的共产党员韩雅兰1937年写给双亲的一封请谅书，信中讲述了自己不辞而别奔赴延安的缘由；

“儿这次为了民族，为了阶级，为了可爱的家乡，为了骨肉相连的弟妹，求得生存和幸福……”这是革命烈士程雄1940年奔赴抗日前线临行前写给父母的辞别信；

“我在被捕后，没有丝毫悲伤。我只有仇恨和斗争。我知道我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而牺牲。”这是年仅19岁的共产党员金方昌在1940年惨遭杀害前写给兄长的诀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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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不怕、地不怕，愿献头颅保中华”的铿锵誓言，到“严刑利诱奈我何，颔首流泪非丈夫”的铮铮铁骨，革命先辈们也是血肉之躯，心头也有挂念万千，但为了家国大义，他们作出了自己坚定的选择。“我非木石人，能无手足情？死则为正义，生则为人人”“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正因为他们深知生而为谁、死而为谁，硬是把肉骨凡胎锤炼成了“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烽火岁月虽已远去，但先辈们心怀大义、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和心怀大我、计利天下的家国情怀，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穿越时空而光芒闪耀，化成了弥足珍贵的因子，成为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的精神滋养，成为民族精神宝库里永不熄灭的火把。

大义之中有大忠，大义之中有大爱，大义之中有大我。当民族大义、崇高道义占据精神高地，成为一个人的执着坚守，灵魂深处就会生成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自觉抵御种种诱惑，做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如果义和利难以兼得，他们必然会主动舍弃各种利益，乃至牺牲宝贵生命，舍生而取义，正可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当我们把民族大义和人民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时就会发现，义和利从来不是无法突破、难以调和的矛盾体，而是能够深度融合、相互作用的统一体。这与古人所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义利选择是相一致的。这样的义利观是纯洁的、崇高的，彰显着人民至上的初心和本色，映照着无私无我的情怀和境界，展现着为国为民勇于牺牲奉献的担当和追求。先辈们“丈夫许国，无须相送”的伟岸身影，也由此深深印刻在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上，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与此相比，当义与利走向对立，其实质必然是大义与私利的冲突和较量、权衡和抉择，人的命运就会随之发生历史性、颠覆性的变化。“利重则义轻”，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之所以背叛国家和民族，成为人人唾弃、臭名昭著的汉奸，就是割裂了义与利的内在关系，不计天下之利、民族之利、人民之利，而是把个人私利凌驾于民族大义之上，不是为义舍利而是见利忘义，不是重义轻利而是弃义从利，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所重者民族大义，所轻者个人私利，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源于此，人民幸福、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精神密码也在于此。历史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对新时代革命军人来说，必须大力涵养和牢固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把国家安危和民族大义刻在心上、扛在肩上，从先辈们留下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中汲取精神力量，坚持“计利当计天下利”，心中时刻装着强国强军的事业追求，让奋斗的火炬在胸膛里熊熊燃烧，从容而自信地乘风破浪，开创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