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北上抗日的红10军团挺进皖浙边地区，在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下，于1935年1月在怀玉山失利，大部壮烈牺牲。与此同时，闽浙赣苏区全部丧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本文作者程菊英的女儿罗鸣春坚持在苏区斗争，毅然参加了医院组成的临时救护队，为保护伤员和群众而英勇牺牲。时隔不久，作者的丈夫罗英也在随红10军团转战中壮烈牺牲。文章记述了作者分别与女儿、丈夫最后一次共处时的美好回忆，字里行间既透露着冷静与刚毅，又充满着对女儿、丈夫的深情怀念，对革命英烈的敬仰。正如文中所说：父女英烈“以不朽的革命功勋、不屈不挠的为国牺牲的壮烈精神，以崇高的共产党员的品德和真正爱国主义者的榜样，给了青年一代以伟大的教育”。
一九三四年，红军北上抗日前夕，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向赣东北根据地“围剿”最疯狂的时期，我住在闽浙赣省苏维埃所在地——葛源镇。
一个初冬的早晨，天上下着冷雨，这天鸣春起得格外早，她一下床，就慌忙整理行装和药包。她很兴奋，微笑地向我走来，双手搂抱着我，看着我的两眼说：“妈妈，我参加了医院组成的临时救护队，今天就要出发。”
我一听，恍然大悟似的明白了鸣春为什么那么兴奋，不由得为她担心：“你参加了救护队，你能胜任？你要知道你并不是男子哟！”
“那没有什么，妈妈！”鸣春接着说，“我的身体也还结实，而且我们救护队里有不少的姑娘。”
“孩子！不一定非要你去不可，”沉默片刻之后，我勉强地说，“我感觉心情不好，你向队长请个假，今天暂且不去吧！”
“不成！妈妈，”鸣春一边在检查携带的东西，一边激动地说，“今天我们第二救护队的任务，是要把旺村所有的伤员，全部转移到红军医院来。”
我沉默了，站在窗户前深思着，鸣春重新走近我身旁，握着我的手，轻声地说：“妈妈，你不是常对我说，人生应该忠诚和勇敢。现在战事非常紧张，前线的伤亡很大，救护工作是迫不及待的。”
我已看出来，一切都已经决定了。可她还是个仅仅十七岁的孩子……
唉！还有什么说的呢？我知道这孩子的倔强性，和她爸爸一样，她想要做的，谁也阻拦不住，无论是谁，我也不成，就是她爸爸在旁也不成，谁也拦不住鸣春了……
“在枪林弹雨中工作，有多么危险啊！”我自言自语地说着，眼眶里已含有泪珠。
“妈妈，你不记得爸爸说过？左有洪水，右有烈火，前有猛虎，后有毒蛇，他也一点儿不害怕。在火线上工作，在枪林弹雨中行军，这也是常事，只要习惯了就好了。”
此刻，我喉咙有些哽咽了，我随手将一包干粮塞进她的挂包里。
“妈妈！以后一切都会习惯的！”鸣春安慰我说，又握了握我的手，“再见吧！妈妈。”
她的心情是激动的，脸色是幸福的，欢乐的。我站在门外目送着她——我那个逐渐远去的、永远快乐而又可爱的孩子。不一会儿就听到：“我们要勇敢，我们要前进……为了人类的解放，我们贡献出青春……”
在南京时，十四岁的鸣春就像家庭主妇那样，代替着我的工作：携带弟妹，烧茶做饭；来了什么样的客人，她知道怎么接待；她知道白天让爸爸妈妈多休息一会儿，晚上就能更好地工作；她知道这工作是重要的是秘密的（即地下党工作）；每当晚饭后，她就带着弟妹在门前玩耍，其实她是在那儿放哨，她爸爸经常说，她是我们家唯一的哨兵。
来到苏区后，她进了列宁师范。她的学习精神也跟她爸爸那样，不知天光日夜，手不离卷的。她的学习成绩经常是第一名，得过许多奖状，我记得有一张奖状上这样写着：“你是红色的姑娘，你是列宁的好学生。”她学校的教务主任——叶蓉老师，曾不止一次地给我说过：“鸣春这孩子，真不愧为罗英的后代。”她的很多男同学，都以跟她交上朋友为平生最大的光荣。一九三四年初春，为了工作的需要，她还没毕业，就被调到红军医院担任看护。除了这项工作外，她兼任的职务更是多种多样的，如：红军宣传员、共青团机密通信员，红军识字班和群众夜校的教师等。
这期间，她爸爸罗英一月回来看望一次，或两三个月来家看望一次，但我和鸣春可从没离开过。她每天早出晚归，她总是在天刚刚发亮就起床，很晚才回家，从来没听她说过半句疲劳的话。有时加了夜班，深夜才回家，但她不马上倒下睡觉，还偷空帮我洗衣服，给爸爸做布鞋，给弟妹补衣袜；第二天，我睡醒时，房前屋后已打扫得干干净净了，人也上班去了。
有时，她还要下乡给苏区的群众看病、种牛痘。碰着路远了，来去几十里，她也摸着黑，跋山涉水，或是冒着风雨赶回家来，以免我牵挂。她曾说：“下乡工作真不容易啊！下雨、泥泞、烂泥黏着鞋跟，脚皮也磨破了，但我不甘心落后。”她告诉我：“群众把我当成大人看待，称我为医生。”她说：“群众这样称呼我，是给我的最大的荣誉，我更应该忘我地去工作……”
乌云涌上来，又要下雨了。午后，我去到红军医院，医院的同志告诉我：“她们已回来一趟了，已转移了第一批伤员；现在是第二趟，今晚能否赶回来，未定。”
夜深了，风继续地刮着，我没有心思睡觉，倚在床上，听着屋外的动静，极力想在那不宁静的暴风中听出一个什么动静来。终于听着了，那是我非常熟悉的脚步声。我不由自主地走下床来，披上衣服，连忙就去开了前门。然而走进来的却是一位男人，他正是红军医院的政治主任——胡珊同志。他的突如其来，引起了我的一种直觉，我觉得不幸和灾难可能来临了。胡主任低下头沉痛地对我说：“程嫂（在南京时他就这样习惯地称呼我）！你的孩子鸣春，永远与你告别了……”
我颓然地倒在一个木椅子上。可我没有眼泪，也没有呼吸，在脑海里似乎只有一句话：“她真的牺牲了？我不信，她真的牺牲了？……”
在昏迷的状态中，我还清楚地听到：“程嫂，不用悲痛！”胡珊同志这么说，“孩子是勇敢的，她是为了大家活着，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两天后，第二救护队的队长才详细地说明了那天事件发生的经过：那天，救护队来到离旺村不远的山洼里，突然一架挂有青天白日旗标志的飞机从头顶上穿过去，紧接着一颗炸弹掉在前面的小山包上爆炸了。
队长从队伍后面赶到前面，说：“看情况，敌人可能发现我们的重伤员集中在旺村，因此我们今天必须完成转移伤员的任务！”
鸣春第一个说：“放心吧！队长，怕，我们就不会来；来了，就一定完成任务！”
姑娘们个个都挺起了胸膛，跟上队伍朝旺村进发。
午后，救护队在激烈的炮火中，已安全地转移了第一批伤员到红军医院。下午转移第二批共六十几个伤员，都集中于旺村的一个祠堂屋里，战士们没有理睬那枪炮声、轰炸声，大家都集中精力在扎担架、给伤员包扎伤口、把伤员扶上担架。正在紧张的一刻，又一架飞机从祠堂屋顶上窜过，接着一个长方形的大酒瓶似的炸弹，破屋而下，恰恰掉在鸣春的身前，一刹那工夫，人们全闭住了眼睛……但那炸弹并没有立即爆炸，不知是炸药不灵还是导火线上的缘故！
就在那一刹，只见鸣春抱住了炸弹，向祠堂屋外蹿去，炸弹爆炸了……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旺村举行了“鸣春追悼会”，人们要我在会上发言，可我说什么呢？我说不出话来，我记得方志敏主席在会上悲哀而沉痛地说过：“在这姑娘——鸣春的遗骸上，筑起一座伟大壮丽的墓碑吧！她的年纪虽小，可是她的精神是伟大的，她把她的生命，为着公共的幸福牺牲了……”
“我们要永远记得，在这弹坑里——墓碑底下，寄托了伟大的勇敢的和巨大的灵魂。”现在的“旺村”被称为“鸣春村”，村里有一所小学，学校里有“鸣春英雄班”，鸣春的精神是不朽的，她的名字永远被人民传诵着，也永远记在人民的心灵深处。
鸣春之所以能如此牺牲自己，那是因为她是罗英的女儿。有那样的父亲，必会有那样的女儿。现在说完了女儿，不能不说说她的父亲，我的丈夫罗英。
当时正是严寒的冬天，大雪纷飞，红十军的战士们转战赣东北，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突围北上。在敌人数倍于己的兵力合围下，战斗是异常残酷的，红军伤亡很大，罗英当时也负了伤，被留在红军家属住处黄柏沅地方养伤。
那是一九三五年初，一个难忘的冬夜，外面风雪交加，寒气逼人。我们在一间很小的屋子里，生着一个小火盆，桌上燃着两支蜡烛，烛光被寒风吹得摇曳，此外一切都是沉静的，没有一点儿生气，呈现着一片凄凉的景象。英哥坐在窗前的灯光下，翻阅着文卷，宁儿无声地坐在我的膝上。那沉默而可怕的空气，充满了全屋。我脑海里不断默念着：分别了，要分别了，他这一次出去远征，不知哪年哪月我们才能相会。
我们曾一直患难与共。在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统治的上海，要找一个职业是多么艰难啊！然而，英哥为了让我能在上海生活下去，他找不到工作做，宁愿去拉西洋镜、卖报纸、擦皮鞋，也不肯让我回到苦难的故乡去。我是个只认得几个字的乡村女子，可是他竟要带我到外国去留学，这又是多么出人意外和新奇啊！资本家的太太和小姐们奚落他说：“带一个这样的土包子到外国去，是给中国人丢脸。”但他并不理睬这些奚落，他费尽心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我带到了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俄国莫斯科。在那儿的三年时间里，我俩朝夕相处，寸步不离；他就是上街去买东西，也要我跟去当翻译（因为我的俄语说得比他好些）。我——一个初次远离故乡的人，是多么怀念故土、怀念祖国啊！他告诉我说：“正因为我们怀念祖国，为了要让祖国繁荣和富强，我们就更应该多学些东西——将革命理论带回去；也正因为我们需要学习革命理论，我们才背井离乡，来到这革命的圣地——莫斯科。”
回国后，他遵照南京地下党的指示，回江西参加开辟根据地的工作。于是，他带我一同逃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软禁，越过无数的险口和难关，来到了苏区。他担任了红十军独立团政委、团长、红军学校校长、军部秘书等，工作虽无比繁重，但他从没有忘掉过我，他总趁着战斗和训练的空隙，回家来看望我，安慰我，为了能让我与孩子们的生活得到一些稍许的改善，他尽最大的努力将他的仅有的少得可怜的微薄的薪金，节省下来交给我。
在苏区的几年里，虽然有一次又一次的反“围剿”战争，虽然物质生活上艰苦，但我总觉得我们的家庭是团聚的，我们的精神是愉快的。然而现在这种生活就要结束了，谁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呢？
“英哥！这般寒冷的天气，明天也得走吗？”在长时间的静默之后，我这样问他。
“当然得走！”他简短地回答。
“你的伤口没有痊愈，又是单枪匹马，未必能赶得上部队。假如路上发生什么意外，那叫我们怎么办呢？英哥，我求你去一密信，向方志敏军长请一个长假，免此一行吧！”我乞求似的说着。
“不能的，英妹！”他激动而又斩钉截铁地说，“党和我的良心不允许这样做，这是卑陋的行为！这是临阵脱逃！”
我想起了已经死去的鸣春，实在害怕再次和亲人分离了！但我只是轻声自叹，而没有说出来，泪水不禁掉在衣襟上，心中感觉非常凄婉。
我自知这种挽留，只是徒劳。多少年来他抛弃故乡，离别家中父老，又是为了什么？从莫斯科回国后，蒋介石委派他担任两广的招兵委员，这官位不小，薪金也很高，满可以名利双收的，但他拒绝接受。他说：“这是奴才、走狗才去做的事，这是反革命对革命者的收买。”他宁愿受到统治者的软禁，也不愿接任它的高官，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回江西时，当时的省长熊式辉的叔叔要他去当某工厂的经理，也被他断然拒绝，却冒着生命的危险，深入敌境，去出任一个伪县大队长，在虎口中组织、发动士兵起义，这又是为了什么？
好一会儿后，英哥才抚摸着宁儿，并轻声地带着安慰的口气对着我说：“英妹！我何尝是忍心丢下你们而到战场上去呢？我知道一个人若上了战场，他的生命就不属于他所掌握。但是为了我们那许多在帝国主义者强权压迫下的同胞，我们不能不去作有力的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夺回人民应享的权利和幸福：只有凭着我们的热血，舍弃我们的头颅，才能造就自由的中华。我总想，一个人能为众人而死，那么他的死是光荣而值得赞扬的。苏区一个普通农民，为了要闹革命，尚且不顾生死，何况我们红军战士？何况我们红军军官？”
不知是过于激动，还是为了调节这紧张的空气，英哥说毕，起身将怀抱中的宁儿轻放床上，伸手从橱中取出一瓶酒和两只玻璃杯来，热情地说：“英妹！不用沉默了吧！来！放出一点英雄气息来！趁此刻，你为我的前途干一杯，我也为你未来的幸福干一杯！”
这时候，我不能不被他一番激烈的言语所感动，我慢步走到他面前，拿起桌上的杯子，为了祝福红军的胜利，为了祝福他的前途，我连饮了三杯，并鼓起勇气说：“英哥！你放心吧！我会牢记着你的话语。”可是我的眼泪，还是一滴一滴地滴入杯子里。
他放了杯子，又以祈求和兴奋的声调说：“英妹！为我再唱一个你爱唱的《马赛曲》吧！以后不知何时才能听到你的歌声，你就以此曲作为给我们临别时的赠礼吧！”
烛光渐渐地暗淡着，蜡烛也快燃完了，就在这样一个风雪的黎明，我们夫妇别离了。
不知不觉冬天已过，春天来到了。外面依然桃红柳绿，黄莺鸣唱，山明水秀的乡村景色，是格外的美丽而可爱，独有我的英哥，一去数月，杳无消息。
两个月后，我获得这样一个消息：“红十军在怀玉山地方，被敌人以七倍以上的兵力所包围，方志敏同志被俘。”这时，我有如天雷震耳，眼前只觉得一片漆黑。我想，我们敬爱的首长，英勇的方志敏同志不至于被俘吧？可不久，这消息果然被证实。同时我又接获一封寄自不明地址的信件，信封上的字迹，并不是英哥所写。我呆住了，怕拆开这封信，最后终于鼓起最大的勇气，咬紧牙关，拆开它阅读了：
亲爱的程菊英同志！
很痛心地给你写去这封信。首先，我请求你，应集中勇敢和坚毅，迎接这来到的最大的不幸：你的孩子的爸爸、我们忠实的同志和战友罗英牺牲了。
在怀玉山战役中，我红十军主力被包围，罗英同志曾带伤突出了包围圈，率领着残余部队，冲至安徽省太平县屯溪市地方，结果又被敌人追击部队所包围。经过数日数夜的激战，终因弹尽粮绝，又无后援部队，罗英同志和他的部下全部壮烈牺牲。
你的、我们的终生难忘的同志，为了人类壮丽的事业，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但是要知道：千百颗勇敢的正直的心，就是我们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全国人民会和我们一道，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进。
最后紧握你的手，再一次地希望你坚毅和勇敢，希望你忍耐，希望你化悲痛为力量。胜利终有时日。
红十军浙东挺进师友仁上
书于三五年四月某日深夜
啊！可怕的消息啊！悲哀啊！沉痛啊！英哥临别时的话语，句句成了预言了。我在痛定思痛之后，忽又记起他的话“善视褓中儿，以慰地下魂”，同时我也觉得他的死，是最伟大最光荣的死。
英哥、鸣春及所有的革命烈士们！你们是值得长眠安息的，你们的遗志和理想已经实现了。你们以不朽的革命功勋、不屈不挠的为国牺牲的壮烈精神，以崇高的共产党员的品德和真正爱国主义者的榜样，给了青年一代以伟大的教育。
（罗 宁整理）
程菊英 女，文中身份为红10军独立团政治委员、团长、红军学校校长罗英同志的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