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国云：2009年，我转业离开了服役整整26年的部队。从脱下军装的那天开始，我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常常成宿地睡不着，总是纠缠一个问题：你的理想实现了吗？就在自己跟自己的反复纠缠中，《第39天》（中国华侨出版社2020年1月）这部长篇小说在心中逐渐酝酿成型。

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是军营的主旋律。军人从投身军营那天起，生命就已经交给了党和国家。军衔、职级，这些符号就成了军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形式。军人视荣誉如生命的内涵正在于此。理想主义者当然明白，要成为“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劳，悉人饥寒”的“万夫之将”乃至“仁爱洽于下，信义服邻国，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识地理，四海之内，视如家室”（诸葛亮语）的“天下之将”的前提必须能做到胸怀天下，无我小利，为了天下人利益敢于舍生忘死。军人生，要有这样的追求；军人死，也要死成烈士。而烈士的称号，恰是国家给予军人的最高荣誉。

小说主人公牛大志就是这样的爱国主义者、英雄主义者。他小时候受师父的启蒙，在无名大将军墓前立下宏愿，长大了一定要参军，并且要成为大将军那样为国家牺牲、顶天立地的英雄。牛大志怀着这样的情结考上了军校，毕业后到了特战部队带兵，在一次次执勤处突中立功受奖，成为名声在外的英雄。然而因为现实中的意外冲突，他不得不面临转业。无疑，牛大志是个经受各种考验的理想主义者。

作为作者，我也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我的父亲15岁就参加革命了，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后来复员回到老家。直到去世，他都备受家乡人的尊敬。我想，除了他是一位性格耿直、十分善良的人外，最重要的，他是一个为了国家敢于牺牲生命的英雄。我就是在父亲的影响下成为军人的，并且立志要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人。在军旅生涯中，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并时刻为之奋斗；而牛大志虽然在军旅生涯中遭遇种种挫折，同样没有失落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英雄情结。终于在一个十分偶然的情境下，遭遇到恐怖分子，最后为了捍卫国家利益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命运虽然有些悲情，但却终究成为纯粹的英雄。

小说中，与牛大志对应的张小爱，是个痴迷英雄的女孩子。张小爱与牛大志的情感是天然的也是高尚的。大志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因为获得了这份珍贵的爱情，原有的缺憾也得到了最大限度地补偿。作为一个痴迷英雄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我应该给英雄人物这样的归宿。

刘复生：除却以描写特殊儿童教育问题获得广泛影响的小说作品之外，在独立创作《第39天》前，梅国云还与作家杨文森合著了两部军旅小说，分别是《大钟无声》与《国防线》。较之此前的创作，梅国云的长篇小说《第39天》在风格上更为深沉和内敛，聚焦于探索牛大志这个独特人物在面对“转业”这一人生转折点时的内在生命体验。《第39天》的深刻之处在于文学关照层次的提升——从社会现象到个体命运再到生命存在。

多年的部队生活赋予梅国云深重的军旅情怀和英雄情结。现实中的转业际遇诱发了作者的创作灵感，促使他去关注“转业”这个议题。有了这种生命情境和心灵的契合，作者与小说人物牛大志之间的认同加深了，人物的塑造也便具有了鲜活的生命能量。作者以自身的生命体验赋予了牛大志这个人物形象以灵魂的深度。这种“移情”作用不仅表现在虚构形象的立体化和圆形人物上，还体现在叙事层面的技术操作中。值得注意的是视角问题。如果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第39天》使用的是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述。梅国云始终将视角聚焦在牛大志身上，使得心理描写异常繁复和驳杂，建构起性格角色的深度。

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述的使用，促成了“心理性”与“功能性”人物之间的互补关系，同时带来了叙述上的灵活性。情节的延展需要“功能性”人物，第三人称无疑更有利于情节叙述，这在小说的第三部分情节的剧烈突转中可以看出。但在塑造人物性格和获取精神深度上，却是有限视角叙述更具有理性分析和情感宣泄的功能。《第39天》的特色正是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述产生的心理描写层次上的深度和强度。作者将真实体验的投射与细密的精神分析相结合，把人物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牛大志的牺牲则彰显了新时代军人对理想主义的坚守和传扬。于是，梅国云念兹在兹的“理想主义”由此诞生。借由小说叙事的虚构形态，作者激活了中国革命传统中的理想主义，并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对其进行重新阐释和创造性转化，释放了其强大的召唤性能量。作者以“理想主义”作为小说的精神坐标，有力彰显了英雄叙事的高蹈姿态和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