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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在掌上阅 亮剑弹指间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团结一致 共御外侮


■本报记者  杨明月

在西安临潼华清池的五间厅,灰砖墙上的弹痕清晰可辨,仿佛穿过历史的烟云提醒着今人:“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才有民族未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仍坚持“剿共”的蒋介石。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等人抵达西安,与张、杨及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代表共同商讨解决事变的善后事宜。最终,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

“自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后,日本侵略者又加紧进攻华北,妄图霸占整个中国。”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中国革命战争史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潘泽庆告诉记者,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使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奔走之际,蒋介石仍顽固坚持“剿共”政策,并亲自到西安“督战”,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张、杨在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剿共”、接受抗日主张遭拒后,于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电告中共中央有关情况。”潘泽庆告诉记者,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同一天,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名向国民党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主张,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和国民党内不少上层人士的赞同。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曾前仆后继地抗击外敌入侵,但始终洗刷不了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其中,落后的经济力和军事力固然限制了中国抵御外侮的能力,但还有一个致命的原因是民众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始终不能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去与外敌抗争。”潘泽庆对记者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摒弃前嫌,秉持民族大义,全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从而创造性地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人民抵抗外敌侵略的力量凝聚问题,使全体中华儿女义无反顾地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汇聚成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磅礴力量。

今年7月7日,西安事变纪念馆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3周年活动,并在微信公众平台推出“12·12”云听历史——革命英烈宋振中(即“小萝卜头”)的故事。宋振中的父亲宋绮云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前后做杨虎城部统战工作,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重要贡献。1949年9月6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宋振中和父亲宋绮云、母亲徐林侠及杨虎城将军父子一起被杀害于重庆。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英雄的忠魂彪炳史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西安事变纪念馆,向在西安事变中作出贡献的爱国志士们,向所有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前辈和先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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