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之所以盛行，往往是推行者自以为其成本低、泡沫足且抓眼球，夸夸其谈胜过埋头苦干，耍嘴皮胜过洒汗珠。事实上，无非是一番蒙上欺下、左遮右盖的功夫而已。而如果把这种形式主义的游戏玩到军国大事、生死之地，那就可悲了。

张居正尚未入阁时，四处游历。偶到一保正（近乎乡长）家，见堂中一匾，上书“仰止堂”三字，顿生敬意，拱手相问：“是否取意‘高山仰止’乎？”那位保正一笑否之：“底层小吏无此高雅，每每朝廷诏令下传，至府，必曰‘仰该府一体遵行’，然后是‘该州’‘该县’……最后到了‘该保’，再无下家可传，于是，‘仰’便‘止’于此了。”张居正大笑后又问：“然后呢？”答曰：“既‘止’，便装箱入柜，岂有它哉。”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相似的戏码总是重复上演。张居正上任首辅后对此经历一直耿然于心，一心改弦更张。他亲自设计各种报表的格式，审核各级衙门的账目，查究边防人马数额……但是，由于急功近利，难免重用亲信、擅权专术，反倒在大明王朝又上演了一轮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这个词的提出，不过百年。但是，花拳绣腿、繁文缛节、文过饰非、推诿耍滑……种种典型的形式主义做法，则是古已有之、中外有之、上下有之。

明代，有些地方请客吃饭时，第一碗饭没有菜，曰“斋打底”；第二道菜叫“狗静坐”，没有什么肉，只有点杂碎，蹲坐桌边的狗是等不着骨头啃的；还有几道菜是木刻漆饰的，摆一摆就上供台做祭祀用了，所以叫“人没份”……对于昔时这些老百姓分明家贫囊涩却还要顾及面子的习俗，今人大可一笑了之。但是，形式主义一旦进入庙堂施政、政绩评估、为人做官之道，那就不仅仅是民间笑话了，而是真真正正会“害死人”的。

1842年，英国军舰沿长江进逼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耻辱的《南京条约》。被帝国主义“炮舰政策”打得生疼的大清，悔恨之余开始整顿水师。

当时的两江总督耆英的奏本上，其中有一条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水兵的训练要“以熟习大炮鸟枪为首务”，一扫“旧日考试弓马的陋习”。呜呼，其时的清朝水师，拥兵已达10万之众，没想到开展的训练，居然是在舰船上进行“拉弓骑马”。且不说这种训练与水战有多大关联，即便是真练，以甲板之狭窄如何展开“弓马”？难怪这些大清水兵，一见英国军舰逼近，纷纷弃船上岸，仓皇纵马而逃。接下来的情节更是近乎魔幻小说。英国人干脆放舟登舰，四处寻些杂物将炮管塞死，可谓极尽羞辱。当时的民间报人就评曰：连个花架子都搭错了地方，怎能不被鱼肉，遑论其他。

形式主义之所以盛行，往往是推行者自以为其成本低、泡沫足且抓眼球，夸夸其谈胜过埋头苦干，耍嘴皮胜过洒汗珠。事实上，无非是一番蒙上欺下、左遮右盖的功夫而已。而如果把这种形式主义的游戏玩到军国大事、生死之地，那就可悲了。

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曾因达尔文的进化论激辩教堂而著称于世，同时他还写有更为著名的《进化与伦理》（即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其中有一段话应当为我们所铭记：“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好一些，但只能是在使我们变得更务实、更实际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