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期，出身文吏却精于武略的名臣张巡提出“兵识将意”的主张，赋予士兵在作战中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作用，令人耳目一新。明代武学理论家王鸣鹤在《登坛必究》中所说“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将相识，人自为战”，是对张巡“兵识将意”主张的阐释发挥。

从“常规”理念看，士兵只是战争中一个被统率的最基本对象，将领下达什么命令，他们只要不折不扣执行即可，无所谓领会和掌握将领的战略战役意图。但是，在厮杀激烈而残酷的战场上，在瞬息万变、稍纵即逝的战况中，士兵能否准确理解将领的决策意图，是消极、被动、机械地执行作战命令，还是积极、主动、灵活地贯彻上级作战意图，其效果往往相差甚远。据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回忆，苏中战役初战告捷后，战士们的情绪空前高涨，大家希望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再立新功，可他所在的部队偏偏接到了撤退命令。当时许多战士想不通，有的甚至产生抵触情绪。但后来部队取得连战连捷的胜利后，大家才领悟到当时大踏步撤退正是为了此后大踏步前进的战役意图。从此，他们每逢战事，总要在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的同时，研究琢磨和领会首长意图，不仅提高了执行上级命令的自觉意识，而且增长了主动灵活作战的聪明才智。由此可见，倘若身处战术层面的士兵领悟了战略战役意图，或者具备一定的战略战役眼光，就能够在战术范围内表现出更多的主动、灵活和自由，能够将战略战役意图贯彻到每一次战斗行动之中，实现战略、战役、战术之间的高度契合和无缝衔接，从而赢得战争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兵识将意”已然超越了将士之间的“身份差异”，俨然承担着贯彻落实战略战役意图和促进完善战略战役指导的“双重任务”，其作用尤为重要。

然而，“兵识将意”并不是一厢情愿的单向行为，往往需要与“将识士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战略战役意图制约和规范着战术原则和战术行动，而战略战役意图只有在战术范围内和战斗行动中才能得到贯彻执行。如果把“将意”比作战略战役意图，把“士情”比作基层实际情况，那么，只有实现“将意”与“士情”的有机统一和有效结合，才能形成上下同欲、团结御敌的良好局面。能不能将战略战役意图和有关指导方针及时有效地传导给广大基层官兵，并为他们所广泛理解和自觉接受，关键在于将领和领率机关能不能熟悉掌握基层官兵的实际情况，所作决策部署是不是切合部队战斗力建设和作战制胜的实际需要。为此，需要解决两个问题：首先，要以“将识士情”促成“兵识将意”，用通俗易懂的道理和语言向士兵进行宣传解释和教育引导，使他们易于理解、乐于接受。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堪称典范。他关于红军时期的“十六字诀”、抗日持久战的“三个阶段”、解放战争的“蘑菇战术”、抗美援朝战争的“零敲牛皮糖”，都将博大精深的军事战略思想变成了易懂好记的通俗语言。其次，要以“兵识将意”促进“将识士情”，通过基层官兵对战略战役意图的理解接受程度，检验提高领率机关决策的针对性、可行性和有效性。领率机关的战略战役意图和各项决策命令一旦为广大官兵所理解和接受，必将迸发出上下步调一致、将士勠力同心的巨大力量。正如《孙子兵法·计篇》所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的战争，兵员构成更加丰富多元，战场情况更加变化多端，制胜因素更加复杂难控，战略战役指导更加灵活多样，给“将识士情”和“兵识将意”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军队决策力的关键在高层，部队战斗力的基础在基层，能否增进高层与基层的相互理解、实现将领与士兵的心灵交汇、促进“将识士情”与“兵识将意”的双向转换，关系到部队建设成败和战争输赢，其重要性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