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过贺炳炎上将的一个纪念追思会，会上频频说到贺炳炎与我父亲贺龙在战争年代建立的那种非常特殊的将帅关系，即我父亲始终器重他，厚爱他，每到险仗、恶仗，都把他用在刀刃上。其实，一个统帅的纵横捭阖，正是得益于爱将的出生入死。

大家都知道，我父亲贺龙曾经是旧军人，1916年他带领12个弟兄砍了芭茅溪盐局后，参加革命，投身北伐战争，官至国民革命军中将军长。但是，当他作为总指挥发动南昌起义，在带领部队南下潮汕途中，却被打得七零八落，成了光杆司令。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部队的兵员杂乱，手下的将领虽满腹经纶，差不多都是从讲武堂或这样那样的军官学校毕业，但基本上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当革命需要他们洗心革面、勠力前行的时候，都迷失了方向。1928年1月，周恩来同意我父亲回湘西重整旗鼓，再拉一支队伍。他赤手空拳，从上海溯流而上，经洪湖返桑植，在当年春节前夕发起的年关暴动中，前呼后拥，一时应者如云。这之后，他只用了五六年时间便带出了浩浩荡荡、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而这支队伍之所以能如鱼得水，在极端艰难困苦中像滚雪球那样发展壮大，就在于聚集在我父亲这面大旗下的，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他们投身革命，既不为升官，也不为发财，只为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黑暗统治。少年贺炳炎就是在这个时候走上了革命道路。

给地主放过牛，当脚夫挑过炭，还未成年便流落他乡以打铁度日的贺炳炎，1929在路过湖北松滋的红军队伍中，惊喜地看到了他失散多年的父亲，立刻扔下铁锤，跟了上去。他父亲贺学文嫌他年纪小，用扁担撵他离开，他誓死不从，哭喊着对父亲说，我不是跟你走，我是跟贺龙走。我父亲批准他参加红军后才知道，他原来的名字并不叫贺炳炎，而是叫“向明言”。他以冲天大火熊熊燃烧之意改名换姓，就是要浴火重生，改写自己的命运。我父亲一下喜欢上这个倔强的孩子，放他在自己身边，先派他去喂马，再派他去提小糨糊桶刷标语，然后再派他穿越火线去给部队传令。从此，他就像一块生铁被投进了熔炉，在连绵不断的战火中让自己熊熊燃烧。五六年过去，他从我父亲的警卫班长起步，火速提升，到红二方面军的前身红二、六军团在桑植刘家坪挥兵长征时，已是带领几千人当先锋打头阵的红五师师长，成了我父亲的左膀右臂。在无数个险仗、恶仗中，他冲锋陷阵，气吞山河，打了一个又一个硬仗。在长征中攻打贵州瓦屋塘东山高地的战斗时，他的右臂被达姆弹齐肩打断了。在不截肢将危及生命、他又死活不让截的情况下，方面军卫生部长贺彪只得请我父亲作决断。我父亲当即拍马赶过去，命令他服从医生的意见。有我父亲一句话，他也二话不说，不打麻药就让医生把右臂截去了。就这样，战斗到1949年，贺炳炎带出的部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中被列为一野第一兵团第一军。他自己后来也晋升为大军区司令员，开国上将。

通过20多年血与火的战争历练，我父亲站在时间的两端，和贺炳炎共同把一个军长与士兵的故事，演变成了一个元帅和上将的故事。同时，贺炳炎也为我父亲和红二方面军赢得了无上荣耀。

按现在的人看来，这个旧时代淳朴憨厚且蛮劲十足的农民，曾经的放牛娃和打铁匠，就像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许多将领一样，没什么文化。然而，什么是文化？仅仅因为上了多少年学，读了多少书，能做多么高深的学问，就算有文化吗？我认为，用这个标准来讨论我父亲贺龙和贺炳炎这一代将帅是否有文化，至少是一种误解、一种偏见，既不公正也不公道。谁都知道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一种需要把人的智能、体能和生命中的潜能发挥到极致的残酷较量，隐藏在战争内部的规律博大精深，有形而又无形；像我父亲这样的元帅和像贺炳炎这样的将军，他们所经历的战争，除去涉及到高超的计谋与韬略，涉及到无处不在的心理学、气象学、地理学等学科外，对人的精神境界中的忠勇和意志力，更提出了非常严酷的要求。一个肉身凡胎在战争中浸泡，如果没有出类拔萃的综合素质，是不可能从成千上万个士兵中脱颖而出的，甚至不可能在惨烈的搏杀中存活下来，更不可能成为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元帅和上将。就说贺炳炎吧，假如他没有非凡的胆量和气魄，没有咬钢嚼铁的意志力，没有动如脱兔的机敏和绝地反击的能力，没有对民族、国家和我们这支军队的忠诚，怎么能在打断一条手臂的情况下，战斗到最后的胜利？怎么能忍受在没有麻药的剧烈疼痛中被截肢？怎么能拖着一截空空的袖管，用左手挥舞大刀，带领部队冲入敌阵，把凶恶的用钢铁武装到牙齿的日寇杀得魂飞魄散？正因为他有了这些素质，有了在战争中克敌制胜的能力和魄力，这个曾经哭着喊着要当红军的孩子，才能一往无前，屡建奇功。你这时还说他没有文化，说他鲁莽、粗暴、头脑简单，是不是有些幼稚可笑？

经过战争的反复磨砺和筛选，贺炳炎和他那一代将军过关斩将，横空出世，成了这支伟大军队中的精英。而这种战争的锻造和修炼，是上多少年学，读多少书，都不能达到的。由此我想，我们的人民军队，应该从上一代将帅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在强军兴军的征程上汲取更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