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5日,是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第二代歼击机——歼-8成功首飞51周年的纪念日。51年前的这一天,歼-8腾空而起翱翔蓝天,战机用呼啸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有了自主研发的高空高速战机。
这一飞,让共和国自此有了生命力强大的种子战斗机——歼-8战机由此衍生出多个型号,以庞大的家族守卫着祖国的长空。
我们将镜头投向国之重器的背后,歼-8总设计师黄志千走进人们的视野里。在他51年短暂的生命里,黄志千在我国航空领域做了诸多开创性工作:参与组建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培养出第一代飞机设计团队,主导设计第一架自主战机歼教-1……在歼-8之前,国产战机设计负责人均无总设计师头衔,黄志千被誉为新中国首任飞机总设计师。
“他们重视的是航空工业之创建,而非个人问题。回顾当年,他们报国有心,而无利己之念……”黄志千爱人的评价,是这位航空巨匠一生的追求。他开启了我国自主设计飞机的先河,扛起歼教-1、初教-6、强-5和歼-8等多型战机研制重任;他倾尽毕生精力培养人才,探索形成的飞机设计理念,奠定了我国飞机设计基础。
歼教-1的技术难度在我国当时的航空工业史无前例
黄志千,出生在长江边上的淮阴小城。他取名“志千”,顾名思义就是“志在千里”。少年时期的黄志千,凭借过人的勤奋,自学考入上海交大机械系。
学生时代的黄志千,就不同于常人。他的大学同学、航天专家王子仁回忆说:“志千性格内向、寡言谈,因络腮胡很密,面目虎虎然,同学们亲切地称他‘黄老虎’。”
沉默寡言的背后,是他对事业特有的专注与细致。别人要反复修改的机械设计图纸,他往往一次就能制作成型。
留学英国时,黄志千抓住难得的机会,刻苦学习航空设计技术。当时,英方禁止中方人员进入设计部门,还封锁了核心技术资料。但优秀的黄志千被英方破例选中,负责机身后部结构设计。
1947年,英国伦敦郊外,一架“流星”喷气式战机灵巧地在云朵中穿梭,最高飞行速度达到975公里/小时,创造了飞机飞行速度的世界纪录。看着自己参与设计的飞机试飞成功,黄志千心中有了新的希望:有朝一日中国也能制造出喷气式飞机。
新中国成立后,黄志千回到祖国,担任航空工业局飞机设计组组长。
不久,他便主动提出,离开北京到东北,设计制造我国第一型喷气式战机——歼教-1。
当时,新中国的飞机设计制造业几乎是一张白纸。为数不多的设计人员,见过喷气式飞机的人屈指可数。缺少技术资料,技术人员就从科研院所借来外文资料,边翻译边学习;缺少试验设备,他们就自己动手,焊接加工。
“图纸是工程的基础,一定要严格遵守制图规定,练好基本功……”飞机结构强度专家冯钟越回忆说,黄志千对待工作异常严谨,培养年轻人耐心细致,经常一边帮着修改设计问题,一边给大家示范讲解。
当时,歼教-1设计图纸多达上万张。为了确保上百人设计的图纸协调一致,黄志千通宵达旦地审核把关。为了尽快让年轻人练好基本功,黄志千会在图纸上进行详细地修改和批注,便于设计人员及时发现图纸问题、提高设计图纸的能力。
在飞机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发现新机型常常出现颤振问题。当时,正值东北的冬天,风比钢硬、钢比风冷。但是,团队上下攻克难关的意志坚如磐石。在多数东北人选择“猫冬”的时候,黄志千带领设计人员拖着木质战机模型,顶风冒雪跑到城市郊外,进行风洞试验。
“每次试验,他都在场,像守望自己孩子一样,观察战机的一举一动。”顾诵芬院士回忆说,长达2个月的时间,黄志千带领设计人员一起梳理试验现象数据,确保了战机两侧进气设计的可靠性。
千辛万苦,终于等到新型战机诞生之日。这一天,黄志千激动不已——
1958年7月26日,在北陵机场,当信号弹划破天际,歼教-1呼啸着向跑道滑去,轻盈地飞上蓝天,成功做出多个高难度动作。
飞机着陆后,黄志千和在场的设计人员高兴地欢呼起来。他们有足够理由自豪,因为“其技术难度在我国当时的航空工业史无前例”。
如今,人们已无法想象,研发者当时在完成这“惊天一飞”时所拥有的巨大决心与勇气。
他为天空而生,又在天空陨落
20世纪60年代,美军高空侦察机常常侵入我国领空,我军雷达“看”得到,但战机“够”不着。研制一款速度快、航程远、战斗力强、能与当时世界同类型战机相匹敌的“竞争机”的重任,就落在黄志千和他的同事们肩上。
当时,我国仅具备仿制第一代超音速战机的能力,直接跨越到自主设计2倍音速战机的水平,难度可想而知。
从系统原理到成品附件,再到试验方法,每一次艰苦攻关,都烙上了那一代人历经磨难、不懈奋斗的集体印记。
在歼-8研发工作取得一定进展时,战机“心脏病”的问题成为他们前行的“拦路虎”。
一次会上,大家争论:是安装一台全新研制的国产发动机,还是安装两台经过改进的歼-7发动机?大家各抒己见,争论不止。
“某型飞机因为没有成熟发动机而不能定型,这个教训我们必须汲取,我们不能再重蹈发动机拖飞机后腿的覆辙!”黄志千权衡当时国内的技术条件,冷静地提出应采取较为成熟的“双发方案”。实践证明,这一选择大大缩短了战机的研制时间,有效规避了技术风险。
为了让战机更符合部队需求,黄志千带领联合调查组,走遍空军部队、院校和机关,收集部队对歼-8飞机总体方案的意见300余条。
受当时导弹至上的潮流影响,歼-8飞机起初设计时没有安装机炮。与一线飞行员深入交流后,黄志千得出结论:机炮仍是必备的重要武器,要在歼-8原有导弹方案基础上增加一门机炮。
“我们技术上出现了失误,志千同志不是责难,而是经常鼓励我们如何去消除失误。”一本泛黄的《歼-8型飞机强度计算原则》小册子,一直放在管德院士的案头。这些年虽接触到不少先进飞机制造理论,但管德院士将这本小册子一直珍藏至今。
有一次,黄志千发现年轻的管德对一个技术问题认识不到位。他带着管德对一组组数据进行比对,还给他讲解国外先进设计理念。见他听得意犹未尽,就把自己编写好的《歼-8型飞机强度计算原则》小册子送给了管德。
在黄志千的激励下,管德顺利完成了歼-8飞机气动弹性设计工作,建立了一整套颤振计算程序,奠定了我国航空气动弹性专业的基础。
他为天空而生,又在天空陨落。1965年5月20日,黄志千带队前往欧洲考察时,乘坐的班机失事,他不幸遇难。
此时,距批准歼-8战机研制方案仅仅3天。
“天空没有留下我的身影,而我曾飞过。”这位航空赤子以悲壮的方式告别了他挚爱的飞机设计事业。他的学生们继承了他的遗志,成功把歼-8战机送上祖国的蓝天。
在30多年的服役岁月里,歼-8战机一直翱翔在祖国蓝天,以出色表现捍卫着祖国的海空安全。
航空工业是“生产”英雄的流水线
与黄志千共事的人,都听过他提出的“苗子、尖子论”:“要注重发现和培养技术拔尖的尖子和技术不那么拔尖、却也有很好潜力的苗子。苗子出尖子,尖子带苗子,苗子带全体,互相促进,搞活人才队伍。”
在黄志千的眼里,顾诵芬无疑是“尖子”的代表——早在歼教-1研制初期,年仅26岁的他即被黄志千委以设计飞机气动布局的重任。
时至今日,年过九旬的顾诵芬院士仍然记得恩师的教诲:“志千同志对我们这些晚辈十分关心,要求我们有严格的工作素质,培养了我们良好的设计习惯。他常说,‘这些青年人,将来是我国飞机设计的宝贝,要把他们的基本功练好,练扎实。’”
1985年11月,歼-8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奖名单中,顾诵芬的名字赫然在列。此时,距恩师黄志千逝世已过去了整整20年。
“新生事物总会有失误,知错就改,不要考虑个人得失。”获奖后的顾诵芬,脑海中闪现的不是战机首飞成功时的庆祝场面,而是老师这句朴实温情的话语。
20世纪60年代初,顾诵芬担任歼-8气动布局设计的副总设计师,为了战机上的一处改进设计进行了大量数据计算。不少人对他的行为表示不解。黄志千了解情况后,鼓励顾诵芬坚持大胆创新,直到做出最好的设计。
在“飞豹”战机总设计师陈一坚院士的眼中,黄志千是一位近乎苛刻的老师。
一次,黄志千问他一项技术数据,他凭记忆随口而答。黄志千带着他一起查阅资料,并语重心长地说:“设计师要有严格的技术素养,要认真查资料,记忆难免有失误,万一失误,后果就很严重。”
在航空工业专家李在田眼中,黄志千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来国营112厂(航空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公司前身)之前,李在田就听说过黄志千的鼎鼎大名。原以为这位名设计师高不可攀,可接触一段时间后,他笑着说:“黄总为人谦和,事无巨细,有问必答,从不厌烦,也无傲气……”
长期与黄志千共事、后任某设计所所长的张仲秋,评价黄志千是“干实务、求实效,却不事张扬;满腹经纶,却不轻易外露;有远有近、远近结合、有板有眼,步步稳妥推进,质朴无华……”
当这些碎片化的记忆整合起来,就是对这位功勋卓著的航空巨匠最好的追思。黄志千影响的不只是一代人,而是几代航空人。
一颗星星陨落了,但天穹依然群星灿烂。在黄志千的带领下,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成为名副其实的“飞机设计师摇篮”。昔日稚嫩的苗子,很多成长为专家、院士、飞机设计单位领导,成为航空领域的开拓者和带头人。
有人说,航空工业是“生产”英雄的流水线。沈飞4位英雄黄志千、徐舜寿、高方启、罗阳将最后的生命定格于51岁。在他们的身后,一代代航空人,继承了前辈们“航空报国”的崇高理想,为研制先进战机呕心沥血,使中国航空事业实现了从总体跟跑、主体并跑到实现领跑的历史跨越。
图①:歼-8战机。
图②:黄志千中年时期的照片。
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