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在成长过程中，难免遭遇各种委屈或挫折。有的人为此愤愤不平、怨天尤人；有的人则能调整心态、继续向前。不同的态度反映了不同的胸襟，也反映了不同的党性觉悟。其实，受得了委屈，经得起挫折，既是对干部的磨砺，也是一种考验。1956年9月党的八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同志就结合自己当年的遭遇，教育广大干部在受到冤枉、委屈和挫折时，不能消极、气愤，而要“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同志，展现了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的初心使命和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

赵尚志，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领导人，曾两次被错误开除党籍，直到牺牲仍未恢复，但他能够正确对待，对党忠心耿耿。1933年第一次被错误开除党籍后，赵尚志更名到另一支抗日义勇军当了一名马夫，他说：“只要抗日，做什么都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和战友与日伪军进行了大小战斗上百次，令日军发出“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的哀叹。他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不久又回到了党的怀抱。1940年他第二次被错误开除党籍后，不久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的职务也被撤销。他感到痛苦，但并未丧失革命信心和斗志，他一面给上级组织写信请求纠正，一面坚决要求工作。在《请求书》中他诚恳地写到：“党籍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党的一切工作，就是我的一生的任务，我请求党重新审查……我不能一天离开党，党也不要一天放弃对我的领导。”就这样，身处人生低谷，赵尚志仍毫不动摇地带领抗联队伍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左权，在军事上颇有建树，政治上却屡遭挫折。在苏联学习期间，左权被王明污蔑为所谓反动的“江浙同乡会”成员，后经调查还以清白。1932年6月，左权又被诬为“参加托派组织的嫌疑者”，撤销军长兼政委职务，并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尽管如此，他“没有苟安”“也没有消极”，无论党安排什么工作，他都坚决服从，并尽职尽责地做好。在左权牺牲的5个月前，他还致信党中央：“以我全部政治生命向党担保，我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作为他的下级，耿飚在数十年后回忆道：“我们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也没有一点感觉左权是蒙受不白之冤，受过委屈的人。”陆定一也说，他把冤屈“藏在心里，连自己的爱人也不告诉”。这就是左权，受得住委屈，经得起考验，一切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甚至舍生取义。周恩来在1942年6月的《新华日报》撰文纪念：“他无愧于他所信仰者，而且足以为党之模范。”

陈毅也受过不少委屈。1942年3月，饶漱石接任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政委。在次年的黄花塘华中局整风会议上，饶漱石列举了陈毅“十大罪状”，说陈毅在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一贯对抗中央，一贯反对政治委员制度，并致电毛泽东、刘少奇，要求中央派人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陈毅一贯善于作自我批评，向中央报告了事情经过，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毛泽东很快给陈毅回电，要他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1944年3月陈毅抵达延安，积极参加整风学习。这期间，他十分想对毛泽东诉说自己受到排挤的委屈。毛泽东已经知晓事情原委，叫他一句话也不要讲，而且还让他再次向华中局作自我批评。中央同时也给华中局发电报，想对此事作了结。不想华中局回电，对陈毅还是指责批评。陈毅收到回电非常生气，写信向毛泽东诉说苦闷。毛泽东回信开导陈毅：“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陈毅听从毛泽东的劝告，抛弃个人恩怨，依然精神抖擞地投身于革命工作之中。

上述三人对待挫折委屈的态度很值得今天的年轻干部学习。习主席指出，年轻干部如果只能顺风顺水，不能逆水行舟，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受到挫折就意志消沉，抗压能力弱，一遇事就崩溃，也是不能把工作干好的。对照革命先辈的人生经历，遵照习主席的指示要求，年轻干部一定要强化坚忍不拔的精神，自觉在沉淀中加压、在磨砺中成长，经风雨、练本领、长才干，这样才能大有作为，成就事业。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