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要想打胜仗，服从命令永远是第一位的。

《孙子兵法》云：“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作为个体，每个人都有性格、有脾气。但在战争面前，下级指挥员必须服从上级的指挥，一丝不苟地执行命令。倘若在战场上“耍脾气”“讲个性”，就形不成战斗合力，失败就是必然的。

有人讲，人的成功80%取决于情商，20%取决于智商。带兵打仗也一样，服从命令不服从“脾气”，既彰显一种高情商，也体现为一种高智商。命令面前，一味计较于“你大我小”，计较于“谁高谁低”，这是极其愚蠢的事情。如果命令意识让位于个人“脾气”，打胜仗就成了异想天开。事实证明，个性出诗人，但出不了高明的带兵人。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指挥员从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从不让“脾气”影响作战决策。1947年，中央军委要求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尽管当时困难重重，刘邓还是严格遵守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提前遂行了作战行动。

同样，1948年中央军委让粟裕挺进江南，粟裕在按照命令积极准备的同时，深思熟虑后按程序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结果，中央军委虚心接受了粟裕的建议，才有后来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试想，我军1614名开国战将，哪一个没有脾气、没有个性？但他们在命令面前，从来不让自己的脾气左右行为，都是二话不说服从命令，这也是我军令行禁止、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历史上，凡是下级指挥员不服从命令而服从自己“脾气”的，大多都会吃败仗。公元670年，薛仁贵兵败大非川，就是因为副将郭待封不服从命令所致。郭待封是名将郭孝恪之子，出征前职务与薛仁贵是平级。这次让他担任薛仁贵的副手，郭待封心里很不高兴，经常违抗薛仁贵的命令。结果，他行军缓慢，被吐蕃大军夺了粮草，导致全军土崩瓦解，薛仁贵也因此被革职。

真正的军人、合格的指挥员从来不会让脾气左右自己。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撤销了朱可夫总参谋长的职务。此举尽管有些武断，但朱可夫依然接受了预备队方面军司令的职务，并积极作为，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最终，朱可夫赢得了斯大林的高度信任，成为斯大林的“救火队长”。假如当时朱可夫意气用事、撂了挑子，就不可能有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还有二战时期的战将巴顿，他后来一直在曾经的部下布莱德雷上将的指挥下作战。虽然巴顿很有脾气，但他从来没有违抗过命令，他还说：“军人必须服从和维护纪律。倘若你不执行和维护纪律，你就是潜在的杀人犯。”命令面前，很多军人“放弃了他视之为生命的个性”。一部战争史告诉我们，为了胜利，军人只能服从命令而不能服从“脾气”。

当前，我军一些指挥员因成长环境、学历教育、自身修养的不同，难免有一些个性和脾气，有一些与别人不一样的看法。但不管怎样，到了战场上，就不能放纵自己，不能讲个人至上，必须视命令为一切。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要在执行命令的前提下，行使自己的建议权。

现代战争，分秒必争，执行命令容不得有丝毫犹豫不决。特别是一体化联合作战，如果一个人执行命令不到位，就可能贻误战机，影响体系作战效能。一旦吃了败仗，还有什么“脾气”可讲？

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战争不是儿戏，每名指挥员都必须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眼里只能有命令，决不能让情绪左右自己。

（作者单位：陕西省兴平市人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