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能做得更好
今年是陈雷步入国防科技大学的第14个年头。从考上军校到学士、硕士、博士毕业，再到留校在电子科学学院导航与时空技术工程研究中心任教，他从未离开。
在这里，陈雷本硕博一路连读，头发从葱郁繁密变得稀疏，也遇到了那个更好的自己。
在学员队，陈雷是第一批入党的学员。
“为什么选择入党？”
“我尊敬佩服的师长，都是共产党员，我希望能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陈雷如是回答。
以本科专业综合排名第二的拔尖成绩获得保研资格后，陈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来北斗团队攻读硕士。
“为什么往北斗跑？”
陈雷说，其实在他心中，这是一个不用做的选择：“能参与到北斗事业中，那是幸运、荣誉。”
陈雷早就听说过北斗团队的传奇故事，并心向往之——
1995年，国防科大3名年轻博士用薄薄的几页写着一些攻关思路的纸，令陈芳允院士和孙家栋院士眼前一亮。后来，他们一举突破制约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工程的技术“瓶颈”。
2007年，我国北斗二号第一颗卫星发射升空后，遭遇强烈电磁信号干扰，无法正常通信。面对困境，国防科大北斗团队用3个月打造出卫星电磁防护“盾牌”。
北斗团队攻坚克难、敢于亮剑的科研传奇深深吸引了陈雷，他也想成为这传奇故事中的一员。
陈雷生于1987年。那一年，我国的导航定位系统还没有立项，美国第一颗GPS卫星也要2年后才升空；2010年，23岁的陈雷已经加入中国北斗二号的研发团队中。
10年来，陈雷所在的团队在北斗短报文系统领域不断攻坚克难。如今，北斗短报文系统已经世界领先。北斗三号短报文的信息发送能力已从原来的一次120个汉字，提升到一次1000个汉字。这个独一无二的通信功能，让北斗用户既能定位又能向外发送短信。
站在科研前辈的肩头，陈雷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能做得更好”。在一个接一个的竞赛与技术攻关里，陈雷和同事们一路向前，两次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取得国家专利、国防专利授权16项……
由于工作繁忙，陈雷的30岁生日，是和同事们在实验室里一起过的。
从23岁到33岁，陈雷创造力最旺盛的青春岁月，完全与北斗的发展历程叠印在一起。
曾经的年轻人——60后、70后们，已渐生华发；如今，国防科大这支以80后、90后为主力的北斗团队，比国外相关团队年轻了十几岁。
这些年来，中国北斗用了20年时间，干成了正常需要40年才能完成的事情。这背后，是科研领域的一代代党员先锋胸怀强国梦想、肩负民族使命，用忠诚和智慧打造的强军兴国“北斗梦”。
陈雷只知道自己是天蝎座，对“星座和性格”之类的话题完全不感兴趣，也不喜欢用星座来定义自己。
“如果北斗也算一种星座属性的话，那它一定是我们北斗人共同的星座。” 陈雷说，“航天事业是万人一杆枪的事业，是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奋斗出来的。我很庆幸，我的青春能与北斗一起闪耀。”
这是一件很酷的事，也是一件很苦的事
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卫星升空前一天，陈雷在微信朋友圈晒出诗人艾青的一句诗——
“暴风雨中的雷声特别响，乌云深处的闪电特别亮，只有通过漫长的黑夜，才能喷涌出火红的太阳。”
端起一杯醇香的咖啡，陈雷的思绪回到那“漫长的黑夜”。
耳畔，是空调呼呼吹出的风，十几个人挤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窗帘遮蔽着窗户，看不到外面，陈雷感觉有点闷。
这种闷热感，加剧了想不出解决问题办法的烦躁。面对电脑屏幕，他大口大口灌着咖啡，逼迫自己保持清醒，继续思考。
为了竞标北斗三号短报文系统，陈雷和团队集智攻关，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密集“头脑风暴”。
“标书上的每一个具体想法，都不是幻想，必须要在中标后具体落实。”作为项目的副主任设计师，陈雷肩上的担子很重， 他们要在十几天内完成一份高质量标书。
咖啡，是陈雷在科研攻关时不能断供的“战略物资”，伴随着他每一次攻坚克难。多少次遇到瓶颈时，咖啡醇厚的苦味与那种几近绝望的滋味，混在一起撞击着陈雷的头脑。
今年2月，团队负责的北斗三号短报文系统即将交付使用。系统的软硬件都要进行最后的检测和更新升级。
时间就是命令。为了保证整个地面系统的性能更加稳定可靠，奔赴北京的第一梯队成员已经在机房开始进行联试工作。这也意味着，长沙的机房工作人员也必须马上到位，远程协助第一梯队解决问题。
系统里陈雷开发设计的那些部分，必须由他亲自检查。受疫情影响，此刻的他因为家人感冒，不能进入机房正常开展工作。
心急如焚的陈雷想出了一个迫不得已的办法。
那段时间，北斗大楼的门里门外，出现了一道特殊的风景：一根长长的网线连通机房内外，隔着墙壁和窗户，信号和数据源源不断传进一辆白色的小汽车内。
车里，正是自我隔离的陈雷。他支起电脑，在机房的窗外开辟了一个移动的工作间，“虽然我本人进不了机房，但是我的头脑可以。”
机房内，团队正进行“极限魔鬼测试”，让整个系统暴露在各种极端条件下，排查可能出现的所有故障。
在现实中，出现此类极端情况的机会非常渺茫。可陈雷和同事们必须穷尽各种可能，模拟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
元宵佳节，北斗楼下空旷的停车场上，只停着陈雷的车。车里闪烁着微弱的亮光，陈雷抱着笔记本电脑，对着屏幕，拧紧眉毛。噼里啪啦的键盘声，打破了深夜的寂静。
攻坚创新是一件艰苦的事情。特别是找不到方向的时候，那种迷失的感觉，让陈雷一次次感觉自己站在了崩溃的边缘。
那段时间，陈雷常常加班到深夜，累极了一合眼，梦里都在解决故障。有一次，他梦见自己终于找到答案，欣喜若狂。可一觉醒来，他发现那只不过是一个梦，又重新陷入沮丧。
很多时候，陈雷觉得，如果自己一个人干，肯定坚持不下去。“因为周围有一群同行的人，大家相互鼓劲，为了同一个目标共同奋斗，再累也能挺过去。”
直到经过无数次尝试，一个个问题终于真正得到解决，陈雷才长舒一口气，下意识地抬手，捋一捋脑门上那原本就很稀疏的头发。
“那是陈雷庆祝时的标志性‘小动作’。”高级工程师龚德笑着说。
于是，大家开始复盘，喝杯咖啡，短暂休息一下，紧接着再去排除新的故障。
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一刻，陈雷觉得自己挺酷。
“北斗团队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解决的都是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陈雷说，能加入这个被孙家栋院士赞誉为“李云龙式队伍”的团队，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一次，北斗三号卫星接连出现故障。陈雷和同事们没有推诿埋怨，各项目组、专业组相互支援，集智攻关。
“我们是一个团队，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这是北斗团队奉为圭臬的科研“信条”。
北斗团队不是“你想来就能来”，只有专业领域的佼佼者才有机会成为其中一员。
陈雷的妻子陈晓烨也在国防科大工作。校园里，和同事聊起北斗和丈夫，她总能收获别人的赞赏目光。
在家里，儿子也常常会模仿爸爸敲击键盘的样子。在孩子眼里，工作时指尖飞舞的爸爸很酷很威风。
你看，北斗上有爸爸当年写过的代码
遥远的太空，卫星的太阳帆板缓缓展开，金色的光芒格外耀眼。
这一刻，北斗三号卫星与火箭分离，卫星单独进入预定轨道。
那天，幼儿园组织孩子们一起观看发射直播。小家伙们看得入迷时，一个小男孩站起来，骄傲地告诉小朋友们：“我爸爸就是干北斗的！”
这个小男孩，就是陈雷4岁的儿子。
而那一天，陈雷却错过了发射直播。作为指导老师，他正带着自己的第一个本科生准备毕业答辩。
最后一颗北斗卫星成功入轨，发射控制室内响起热烈的掌声。这一刻，中国北斗也向全世界做出了一场精彩的答辩。
完美答辩的背后，凝聚了国防科大北斗团队科研人员数不清的付出——唐小妹、黄龙、黄仰博、刘文祥……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名字擦亮了北斗的光环。
6月初，陈雷到北京出差，忙完工作后，专门请来代码测评专家，希望他们给北斗团队做一些规范性指导。
北斗所有的功能和性能，都要通过代码设计实现。“产品好不好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代码设计。”
测评代码，本不属于陈雷的本职范畴。有人劝他不要“用力过猛”，他却说：“只要对北斗有帮助的事，就应该去做。代码单靠自己把关，未必百分之百可靠。我们内部的资源有限，寻求代码测评专家帮忙，就能多一道屏障，确保万无一失。”
陈雷追求的是“最优”，力争把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解决在出现之前。“你的设计达到理论上最优了吗？你的设计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了吗？”王飞雪教授这一“经典连环问”时时徘徊在团队所有人的脑海中。
日之所思，梦之所萦，上下求索。陈雷专注于那份令自己痴迷的事业中，浑然忘却了外部的一切羁绊。
科研路上，陈雷不知疲倦。“必须在最困难的时候顶上去，完成好每个节点的任务。”他说，扛住压力、自主创新，当既定目标实现那一刻，那种荣誉感和使命感“让人觉得付出一切都值”。
在陈雷发表的学术论文里，结尾署名都有“LEI CHEN”的标识。而陈雷的微信名却是一个奇特的组合：LEI CHEN2020。
为什么把“2020”放在名字右上角？
“这是指数的表达方式，指数比乘法更让能量聚焦。我希望自己的‘小宇宙爆炸’，为北斗释放出无限能量。”陈雷有些得意地解释。
每次突破一个重大难关后，陈雷会和同事们到街边的烧烤店里“撮一顿”。
夜幕低垂，食物香气飘散，他们一边吃着烤串，一边谈笑风生，长期紧绷的神经暂时得到舒缓。
忙碌的烧烤店老板，偶尔听到这群戴眼镜的年轻人嘴中蹦出“全数字”“代码”“报文”等陌生字眼，却也听清了一个高频词——“北斗”。
这一刻，天上的“大国重器”与人间的烟火气息，在他们身上融为一体。
围坐在一起，陈雷和伙伴们常幻想着自己年老的某一天，当回首往事时，可以骄傲地对孩子说：“看，北斗卫星上，有爸爸当年写的代码。”
陈雷的儿子叫陈昱辰，辰是“北斗星辰”的“辰”。偶尔闲下来，陈雷喜欢带孩子去科技馆，喜欢给儿子讲“天上星星”的故事。
今年春节，陈雷买回一台天文望远镜，既满足了自己的兴趣，也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空间坐标系。
遥望星空，他很好奇，《三体》中描述的外星人究竟是如何用意念来沟通的。
“真不知道，未来世界会是什么样的……”陈雷嘴角露出浅浅的微笑，仿佛陷入了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