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说过老渔阳里2号吗？你去过老渔阳里2号吗？
发生在老渔阳里2号的故事，距离今天已经一个世纪了。那是1920年，在上海。或许，没有人知道老渔阳里2号的门牌究竟更换了多少次，但人们知道它现在的门牌是南昌路100弄2号。10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里选择了走马克思主义道路，创世纪地铸就了中国革命的红色起点。
20世纪20年代，上海租界林立，石库门这种别具一格的里弄住宅，可谓老上海的缩影。位于法租界环龙路的老渔阳里2号，是一幢典型的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门楣上方是一个典型的A字三角形石雕，布局精巧，整洁干净。这里原本是老革命党人柏文蔚的公馆。2月中旬，陈独秀乘坐外国轮船到达上海。3月初，他从好友汪孟邹位于五马路（今广东路）棋盘街的亚东图书馆搬到这里居住，原本冷冷清清的柏公馆一下子就热闹起来，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现在，“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回到了上海，新文化运动的“旗舰”——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自然也跟着他回来了，老渔阳里2号也就成了《新青年》编辑部。在陈独秀的身边，又汇聚了一群新青年，李汉俊、李达、沈雁冰、陈望道、施存统、杨明斋等是老渔阳里2号的座上宾。
走进老渔阳里2号，进门就是客堂间，也是陈独秀的会客室。瞧！堂间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陈独秀确实太忙了，拜访者络绎不绝，踏破了门槛。堂间有一把皮面靠背摇椅，与人谈话时，他就坐在这把摇椅上。陈独秀中等身材，前额宽广，眼神炯炯，闪耀着智慧之光。在年轻人眼里，这位思想界的大明星，仪表确实与众不同，西装革履，仪态文雅，待人随和。在不拘形式的谈话中，他顷刻间就能把对方征服，一笑起来就露出整齐的牙齿，散发着充沛的生命活力，俨然是一位大知识分子。
夏天来了，季风也给上海带来了雨水。5月5日，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了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五四运动前夕，他和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创办了《湘江评论》。因为组织发动“驱张（敬尧）运动”，他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于1919年12月18日到达北京，住在北长街99号（今北长街20号）福佑寺。完成北京的事务后，他匆匆赶往上海。5月8日，在上海半淞园，他同新民学会会员彭璜、李思安等为欢送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陈赞周等6位会员开送别会。一年前，同样是为了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他也是从北京赶到上海。那一次，毛泽东遭遇了困难。1936年10月，他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口述自传时回忆说：“当我到达浦口以后，又是一文不名了，而且连车票钱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了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毛泽东称这位湖南老友是他的“救命菩萨”。
这位“救命菩萨”名叫李声澥，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与毛泽东相识，也参加了新民学会。早在1918年夏天，他就来到上海，在一家古董玩具店帮工。1920年3月，作为《新青年》的忠实粉丝，他获悉陈独秀的住处，便来到老渔阳里2号慕名拜访。作为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他听从陈独秀的意见，改名李中, 进入有3000多名工人的江南造船厂当了一名钳工。因深得陈独秀赏识，李中被邀请临时住在老渔阳里2号，跟随陈独秀一起开展工人运动。
在上海，毛泽东很快就见到了这位久别的湖南老友。李中劝毛泽东一起从事工人运动。毛泽东也很想向李中学习，在写给罗学瓒的信中谈起此事时说：“我现在很想作工，在上海，李声澥君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我现在颇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我想我总要有一个时期专用体力去作工就好。李君声澥以一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居然一两个月后，打铁的工作样样如意，由没有工钱已渐得到每月工资12元。他寓居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帮助陈仲甫先生等组织机器工会。”
1920年6月的一天，毛泽东和彭璜、李启汉等跟随李中走进了老渔阳里2号，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毛泽东比陈独秀小14岁，也算是忘年交了。早在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佐理员的时候，文科学长陈独秀就经常来他这里借阅书刊。几十年后，毛泽东依然念念不忘，“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
见面后，陈独秀向毛泽东表示了对湖南人抗争精神的赞赏，毫不讳言对张敬尧胡作非为的愤慨。
毛泽东表达了对陈独秀的尊重和敬仰，介绍了创办《湘江评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情况。
陈独秀对《湘江评论》的工作和驱张运动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还列举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兴、蔡锷，赞扬他们都是艰苦奋斗、扎硬寨、打死战的湖南人。
谈话中，毛泽东向陈独秀说明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征求陈独秀的意见。在毛泽东身上，陈独秀看到了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十分高兴地说：“一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或长或短，不算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不是真生命。大问题是什么？真生命是什么？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这种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一个人生的大问题。社会上有没有这种长命的个人，也是社会的大问题。奥利芙·施赖纳的小说中有这么一个故事，你见过蝗虫它们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走了，于是第二个来了，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那过去的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因为过去的人连脚迹也不曾留下，只有这桥留下了永远纪念的价值。”
毛泽东说：“先生说得真好。有真生命的人，是因为他们造的桥的生命永远存在那里，在我们心中。”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跟陈独秀谈起在北京与李大钊见面的情形。表示自己在北京读了许多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像邵飘萍的《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还看到了一些共产主义书籍。
陈独秀告诉毛泽东，陈望道刚刚完成《共产党宣言》全本的翻译工作，自己和李汉俊先生正在校阅，马上就要出版了。
陈独秀听说毛泽东在北京时就阅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非常欣慰，感觉遇到了知己，越说越有兴致。他告诉毛泽东：“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著作，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湖南受军阀蹂躏较其他省份惨痛，社会各阶层都对督军制度有反感，尤其是工人农民。前不久，上海厚生纱厂女工事件在长沙新闻界闹得沸沸扬扬，我们专门做了调查，想必你们也看到了。”
毛泽东说：“我在《新青年》上看到了，感谢先生为我们湖南女工说了公道话。的确像先生所说，现在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的时代，而不仅仅是要求待遇的问题了。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
“厚生厂在湖南招募女工无论办法好歹，都不单是湖南的女工问题，也不单是上海男女工人的问题，乃是全中国劳动问题。要知道，我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住的房屋，都是劳动者做的。社会上有各种人，唯有劳动者才是社会的台柱子。”说到这里，陈独秀指着李中说，“现在，我请李中和我一起组织机器工会，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觉悟，一起为这个国家而奋斗。”
听了陈独秀的话，毛泽东眼睛一亮。他向陈独秀表示，回长沙后，将筹办文化书社、工人夜校，宣传新思想，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把自治运动搞起来。陈独秀十分赞许。
1920年7月，返回长沙前夕，毛泽东再次登门，向陈独秀告别。在老渔阳里2号，他详细谈了回湘后的打算，包括成立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组织湖南人民自治运动，表示要继续做好《新青年》的发行工作。陈独秀十分赞赏，对毛泽东说：“我正在筹备组建共产党。如果你们的计划顺利实现，也是建党的最好准备。”毛泽东兴奋地说：“我们也想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做好湖南党组织的建设工作，今后请先生多多指导。”陈独秀握着毛泽东的手说：“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发扬湖南人的奋斗精神！”
的确，在上海的这两个月，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期。他在写给好友的信中说：“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毛泽东感觉自己像“睡在鼓里”一样。这次与陈独秀的会见，让他茅塞顿开。后来，他在自传中深情地回忆道：“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还说：“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上海，对陈独秀来说确实是一块福地。这里，不仅是他躲过数次通缉追捕的避难地，也是他四次东渡日本求学或流亡的出发地，还是他发动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现在，上海又将成为他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滥觞之地，他将带领新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先进者在这里与产业工人相结合，以俄国为榜样，开始探索走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事实上，就在毛泽东1920年5月抵达上海的时候，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而在与毛泽东会见的这个6月里，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支持和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推陈独秀担任书记。那时，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也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抑或叫社会共产党？为此，陈独秀专门致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同意并决定党的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老渔阳里2号成为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和指挥中心。从此，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有了共产党。
这年11月，在老渔阳里2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实际情况为：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11月，上海党组织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其间，陈独秀分别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的朋友们写信，希望他们尽快筹备建立党组织。不久，陈独秀收到了毛泽东热情洋溢的邀请，希望他去长沙出席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因要去广州就职，遗憾未能成行。于是，毛泽东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创建了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日出东方，苦难辉煌。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沧海桑田，换了人间。穿越百年时光，老渔阳里2号，一个见证开天辟地大事变的地方，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