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是人类对崇高价值目标的敬仰和追求。有没有信仰，有什么样的信仰，对人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习主席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信仰不死，精神不灭。一个人如此，一支军队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亦然。
99年前，在民族危难最为深重的紧要关头，一个名叫中国共产党的新型政党在上海悄然成立。尽管当时只有50多名党员，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各路政治力量相比，看上去有些势单力孤，但它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代表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充满着生机和活力，被寄予了中国的光明与希望，犹如一声春雷乍响，昭示着一个沉睡民族的真正觉醒。
99年，风雨兼程；99年，苦难辉煌。
为了在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贫穷落后的国家里，夺取革命胜利、建设新社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着共产主义的信仰高地，筚路蓝缕，砥砺前行，创造出举世震惊的人间奇迹，成长为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信仰之根
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坚定信仰，首先要认识到信仰的崇高。《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正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无数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浇灌理想信念之花。尽管他们也知道，所追求的理想很可能不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坚信只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努力奋斗、付出牺牲，就一定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全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包括旅欧、日本支部）的50多名成员中，有10多人曾留学国外，其中有大学教授、律师和记者，近半数人在大学读过书，其中仅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就超过10人。按当下的话讲，这些早期的共产党员大多属高知精英，或有着显赫地位，或受过良好教育，或尽享父辈恩泽，衣食无忧，前途似锦。
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投身中国革命，并不是因为迫于生计想混口饭吃，更不是为了找个体面的职业谋求升官发财，而是以天下苍生幸福为念，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因。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的危局，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感驱使他们寻求解救中国的道路和方法，这就是初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之心、信念之心、奋斗之心、为民之心。为了初心，他们或抛弃高官厚禄、安逸生活，甘愿吃苦，流血牺牲；或与封建家庭、顽固势力彻底决裂，投身滚滚革命洪流之中；或身处国外忧国忧民，怀着拳拳赤子之心，毅然回国参加民族救亡斗争。
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破落官宦之家。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正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的瞿秋白，代表该校参加北京学联，组织学生到天安门示威游行，并参加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壮举，成为运动领导人之一。6月3日，他在游行中被反动军警逮捕，不久获释，半个月后又在请愿活动中第二次被捕。由于劳累过度和狱中的恶劣条件，8月30日出狱后，瞿秋白竟至吐血，大病数月。但瞿秋白在给表姐夫秦耐铭的信中却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
1920年春，瞿秋白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以《晨报》记者身份旅苏采访考察。亲友们认为他以病弱之躯赴苏，无异于“自趋绝地”，极力劝阻。瞿秋白则表示“我入俄的志愿——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他成为最早报道十月革命后苏联实况的新闻界先驱。1922年，瞿秋白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1月回国。当时，北京政府欲高薪聘他在外交部任职，月俸200大洋。但瞿秋白拒绝了这份“美差”，专门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福建龙溪人李林幼年被侨眷领养，侨居印度尼西亚。1929年，她怀着对帝国主义的满腔愤恨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烈憧憬，回到故乡。1936年，她考入北平国民大学政治经济系，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在一次示威游行中，李林担任旗手。面对反动警察的暴力阻拦，她告诉同学：“如果我倒下了，你们要接过去，坚决护旗不倒。”同年底，李林加入中国共产党。
全国抗战爆发后，李林主动要求到抗日前线杀敌立功，立下“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誓言。她在八路军雁北独立支队曾任骑兵营教导员，屡建战功，被贺龙称赞为“我们的女英雄”。1940年4月，日伪军对晋绥边区进行大扫荡。为掩护机关和群众突围，李林不顾有孕在身，率部勇猛冲杀。她在多处负伤后仍英勇抗击，毙伤敌军数人，最终壮烈殉国，年仅25岁。
“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这是1950年3月18日刊登在《留美学生通讯》第三卷第八期上的一封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发起人是年轻的留美学子朱光亚。这位为我国核科学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科学家，当年放弃原本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优越的工作环境，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国，并留下一句名言：科学没有祖国，但是科学家有祖国，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时光荏苒，时代变迁，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始终没有改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批优秀共产党员用实际行动书写了精彩的人生篇章。他们共同挺起推动“中国号”巨轮破浪前行的精神桅杆，汇成新时代奋进图强的磅礴力量。
信仰之魂
党的成员来自人民，根基生自人民，血脉源自人民，力量出自人民。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信仰之魂、根本宗旨，也是初心所在、生命所系。
从1941年开始，日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残酷的扫荡，加之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断绝粮饷，并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饿死八路军。对当时根据地的极端困难，毛泽东这样写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为战胜困难，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向陕甘宁边区发出自力更生的号召。边区军民迅速行动起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就此展开。从河滩到原野、山沟，到处都是开荒种地的繁忙景象。那战天斗地的火热场面，令人感动，催人奋进。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发现，在秋收的行列里，有个身背一百五六十斤糜子的人，竟是56岁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他穿着自己打的草鞋，并戒掉了爱抽的纸烟。外国记者约翰·罗德瑞形容朱德是一个“没有薪饷、衣履简朴、军阶却相当于美国五星上将的革命者”。
毛泽东也在工作之余，到杨家岭自己居所对面的山沟里开垦了一块荒地，种上蔬菜。杨家岭的窑洞前，他请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吃饭。桌上的菜肴只有战士们和他自己种的蔬菜，最奢侈的是邻居老大娘送来的一只鸡。而蒋介石在重庆宴请陈嘉庚，一顿饭就花费数百大洋。两顿饭的差别，让陈嘉庚对两个政党的差别有了深刻的感受。
在1941年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米脂县参议会议长、边区参议员、开明绅士李鼎铭等11人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的经济紊乱之现象》案。毛泽东看到这个提案后，抄到自己的本子上，用红笔把重要的地方圈起来，并在旁边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陕甘宁边区先后三次精简，取得很好成效，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毛泽东还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要求他们下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
一支军队在人民心中拥有多大分量，取决于这支军队对待人民的立场和态度。1942年初，青黄不接之际，北岳区发生大旱，出现严重粮荒。不久，杨树、榆树冒出绿油油的嫩芽，老百姓就把树叶当成主要的食粮。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特意指示军区政治部下发训令：部队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叶、榆树叶，要把它留给群众吃。
群众知道后，纷纷找到军区，找到边区政府，找到聂荣臻，要求收回训令。大家恳切地说：抗战前，我们穷人没有吃树叶的权利，因为山上的树都是属于地主的，地主不准穷人捋树叶。八路军来了，实行了减租减息，穷人才能上山捋树叶了。可眼下闹饥荒，为我们争得民主权利的八路军，自己却不能上山捋树叶，这怎么行呢！
聂荣臻耐心地向群众解释人民军队的纪律。全区部队严格执行这一训令，宁肯自己饿肚子，也绝不与民争食。
子弟兵爱人民，是天然的。因为这支军队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它的建军宗旨。为了掩护群众安全转移，当年狼牙山五壮士与日寇周旋到最后一刻，纵身跳下悬崖绝壁；刘老庄八十二勇士阻击牵制日伪军10多个小时，全部壮烈牺牲。宁可自己丢掉性命，也要保护百姓安全，这是人民军队永恒不变的信念与坚守。即使在物质匮乏、战斗频繁、环境恶劣的困境下，全军官兵始终牢记党和军队的根本宗旨，以实际行动向群众表明我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真正维护群众利益的人民军队。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在完成作战、战备、训练等任务的同时，把参加抢险救灾作为和平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每当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灾害威胁的关键时刻，广大官兵总是冲锋在前，一次次“最美逆行”，用鲜血乃至生命上演了一幕幕人民军队爱人民的感人画面。
99年来，正是由于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紧紧依靠人民，与人民生死相依，从而赢得人民的真心拥护和鼎力支持，凝聚起强大力量，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进而锻造了一支军队，缔造了一个新中国，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信仰之守
选择信仰道路艰难，坚守信仰高地更难。这其中不仅布满荆棘，甚至还会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英雄主义是在于为信仰和真理而牺牲自己。”
1927年10月15日，湖南酃县水口叶家祠的阁楼上，毛泽东亲自主持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并带领欧阳健、赖毅、李恒、鄢辉等6名新党员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誓词中第一次加入了“永不叛党”4个字，这是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用生命换来的。这已不再是一次普通的入党仪式，而是在播撒信仰的火种。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影响和推动下，东北各族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组建抗日义勇军。1933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建立，1936年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纵横驰骋于白山黑水间，强烈震撼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日军为巩固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自1938年起向东北大量增兵，关东军由20万猛增至40万人。日军同时推行《满洲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强迫民众“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实行“十家连坐”的保甲制，在抗联经常活动的山区修筑“战备道”，制造无人区，断绝抗联补给来源，企图把抗联逼入“无房可住、无衣可穿、无粮可吃”的绝境中。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到最为艰难的时期。
1940年冬，中共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在漫天大雪的二道河子密营里给党中央写下了一封信：“我们现在的处境十分艰难，身边的战友已经相继牺牲……尽管敌人现在正向我们疯狂进攻，尽管密营已是粮尽弹绝，但我们仍然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打击敌人，我相信我们会愈打愈强。”此时的魏拯民已重病瘫痪在床，身边只有6名战士。他们以草根、树皮为食，以冰块、积雪为饮，一直坚持到第二年的春天。1941年3月8日，魏拯民病饿而逝，年仅32岁。临终前，他把信交给战士们，并下了最后一道命令：“一定要坚持活下去，把信转送出去！”遗憾的是，几个月后，日军讨伐队找到了这个密营，6名战士全部战死。这封信是解放后人们在整理日伪档案时偶然发现的，这才揭开了密营中这段不为人知的悲壮故事。
东北抗联前后共有11个军，兵力最多时达3万余人，战斗数万次，歼灭日伪军20余万人，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支援和配合了其他抗日战场的作战。然而在人世罕见的艰难困苦和无比恶劣的战争环境中，东北抗联付出的代价又是极其惨重的，到1941年底仅剩千余人。资料显示，抗联在14年的独立奋战中，仅军以上干部就牺牲了40名。
在革命战争岁月，无数共产党人以鲜血乃至生命践行和坚守着自己的信仰，成为漫长黑夜里点燃中华民族解放的希望之火。据统计，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的28年间，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高达370余万人。纵观世界政党史，唯有中国共产党付出了如此巨大而惨烈的牺牲。
在和平建设时期，坚守信仰同样需要奉献和牺牲。作为主持研制出我国第一枚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和第一枚陆基机动固体战略导弹的著名火箭与导弹技术专家，黄纬禄院士被称作“巨浪之父”“东风-21之父”，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成功的背后是巨大的压力和病痛的折磨。固体导弹水下发射成功的那一年，66岁的黄纬禄体重整整减了11公斤，并落下一身病：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输尿管结石、心脏病……他用自己一生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矢志报国的信念和初心”，把对党的高度忠诚、对祖国的深情热爱，全部融入到共和国的导弹事业中。
信仰之力
信仰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英国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在《信仰的力量》一书中写道：“能够激发灵魂的高贵与伟大的，只有虔诚的信仰。在最危险的情形下，最虔诚的信仰支撑着我们；在最严重的困难面前，也是虔诚的信仰帮助我们获得胜利。”
信仰是共产党人走向胜利、走向辉煌的精神支撑。2016年1月5日，习主席在视察陆军原第13集团军时，当听到长征中的红军战士宁肯忍饥挨饿也要把半截皮带留下来，带着它“去延安见毛主席”的故事后，深情地说：“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就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并非一条平坦大道，这条路是极其曲折艰辛的。其间经历过苦难，遭受过挫折，甚至陷入过绝境。
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把屠刀挥向了曾并肩战斗的共产党人。短短几个月，共产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5.8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中国革命几近夭折，处于无比险恶的危局之中。
这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铸就的语言宣告了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南昌起义后的第6天，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八七会议），纠正了大革命后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上，毛泽东一语惊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中国共产党自此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在神州大地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红色狂飙。
9月下旬，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余部沿罗霄山脉南下。一路上，起义部队饥寒交迫，险象环生，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失败的情绪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中途逃跑的人越来越多。毛泽东对大家说：“去留自愿，想走的可以，你报个名，打个招呼，把枪留下，给你发路费，今后好见面。以后你要再革命，再跟上队伍，但你要记住，这是唯一正确的方向。”
当起义部队再一次被敌人打散的时候，连炊事担子都丢了，只好从老乡家里找来一点剩饭和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就和大家一起用手抓着吃。时任连党代表的罗荣桓清晰记得：吃完饭，毛泽东站起身，朝空地里迈了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直，精神抖擞地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
10月27日，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的茨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也由此照亮了一条与俄国革命以城市为中心完全不同的道路——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革命星火终呈燎原之势。
1944年夏，以美军上校包瑞德为首的18人乘飞机分两批来到延安。这是第一个进入延安的美国官方代表团——美军观察组。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其撰写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中国共产党的：青春，有活力，智慧充沛，训练精良，信仰坚定，自信、坚韧、实际，自我检讨，态度科学，有适应力、有制度、有条理、有诚笃与团结之精神，民主态度，廉洁。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采取的许多方法很土，但很有效率。
观察组成员的这些报告，在抗战还未结束时就得出了惊人一致的结论，那就是：共产党将在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中国的命运不是蒋介石的命运，未来的中国属于中国共产党。
5年后，这一结论得到印证——共产党果然夺取了政权，而国民党则被赶到了孤岛台湾。但令美军观察组意想不到的是，仅仅又过了一年，尽管新生的共和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进行了一场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殊死较量。
战争的结局更是出人预料——一个世界公认最强大的国家的陆海空三军联合立体作战，却没能打过一个贫穷国家装备原始的陆军。多年后，美国学者约瑟夫·格登在《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一书中写道：“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美国使朝鲜处于僵持状态，同共产党中国这个庞大而落后的亚洲国家打成了平手。尽管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武器。”
事实确实如此。美军地面部队武器装备高度现代化，每个步兵师拥有各种坦克149辆、装甲车35辆、汽车3800余辆、火炮959门，其中70毫米以上口径火炮330余门；各型无线电机1688部，甚至每个排都有无线电话和有线电话各1部。而最初入朝的志愿军6个军没有坦克、摩托化装备，1个军的火炮仅相当于美军1个师火炮装备的54%；无线通信机、有线电话机仅相当于美军1个师同类装备的5%和34%，营以下通信联络主要靠徒步通信、军号、哨子及少量的信号弹等；步兵装备的枪支是所谓的“万国”牌，美制、俄制、德制、日制和旧中国制造的都有，只有一半左右是自动枪支。空中力量悬殊更大。“联合国军”拥有1100余架作战飞机，装备有当时最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而志愿军入朝时不但没有飞机，连防空武器也极端缺乏，只有1个高炮团36门75毫米高炮，还要留12门在鸭绿江边保卫渡口。
这些枯燥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时常连“一把炒面一把雪”都吃不上的志愿军将士，依靠信仰的支撑，怀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必胜信念，冲锋不止，视死如归。这其中，曾有3个整建制的连队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严寒中，因衣着单薄全部冻死在长津湖畔的阵地里，成为“冰雕连”。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人的精神一旦被唤起，所迸发出的意志力是无穷无尽的。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将士以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大无畏气概，浴血奋战，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军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奠定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
回望中国共产党走过的99年历程，曾数度面临生死攸关的考验，却每每总能峰回路转，转危为安。追根溯源，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忠于信仰，敢于担当，并由此激发出战胜艰难的磅礴力量。也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一路艰辛，栉风沐雨，终得凤凰涅槃，迎来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