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2月13日，国民党军重占广州，广州起义失败，起义军余部分别向东江、北江等地区转移。16日，其一部1000多人撤至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后转战至海陆丰地区与工农革命军第2师会合，参加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不久分别改称红军第4、第2师。在国民党军的重兵“进剿”下，红军粮弹俱缺，遭受严重损失，顽强坚持斗争至1928年年底。后中共东江特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将红军余部陆续转送出海陆丰地区。本文记述了从广州起义到海陆丰斗争的过程，起义虽然遭遇了失败，但红军和工农群众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体现了革命军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必胜信念和顽强斗争精神。

红军初创，有许许多多的部队，是赤手空拳搞起来的。

南昌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委就积极准备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前党派我到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去，对工人进行一些秘密的军事训练。说是军事训练，其实一没枪，二没手榴弹，每天晚上只是把赤卫队员集合在工人家里，围着一张破桌子，用铅笔在纸上画着怎么利用地形，怎么打手榴弹，怎么冲锋……这些工人有许多是参加过省港罢工的。有的是党员，有的是赞助革命的左派，革命热情很高，学习很认真。可惜我是外乡人，广东话说不来，有些话翻来覆去讲半天，同志们还是听不懂。幸好联队的党代表是本地人，是一个精干的工人，会说普通话，由他当翻译。

这样的训练，直到起义前几小时仍没有停止。眼看行动时间越来越近，但还没有领到武器，大家都非常焦急。

这时，一个曾经参加过省港罢工的老工人，轻轻地敲着桌子，打破沉寂说：“弟兄们！闹革命不是吃现成饭。领不来武器，我们可以夺取敌人的枪！”他的话里充满着英雄气概。

“对，这位同志说得对，”党代表挥着拳头说，“我们工人阶级，从来就靠这两只手。没有枪，拿菜刀、铁尺、棍子！”

“我们要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工人同志们都摩拳擦掌说。

大家正在研究巷战的战斗动作，走进来一位年轻的、提着一只菜篮子的女同志。她包着头，只露两只眼，一声不响地把篮子放到桌上。党代表猛地站起，高兴地说：“武器来了！”这时那个女同志把盖在篮子上的菜掀掉，露出两支手枪，几个手榴弹。大家早有了思想准备，没嫌少。只有一个同志问了一句：“还能多给点吗？”

“没有了。”那位女同志说，“起义以后要多少有多少。”说完就走了。

“有两支枪就不少。”党代表充满信心地说。接着把手榴弹分给几个有经验的工人。大家一面学着使用，一面等着起义的讯号。

那天晚上，广州城里格外沉寂，大街小巷显得十分肃静、紧张，时间过得特别慢。党代表总是看他那只老怀表，生怕它不走了，不时放在耳朵上听听、摇摇。这时候各区的工人赤卫队也都集合起来了。正像被闸住的许多股洪水，只要闸门一开，就会奔流出来。

夜里两三点钟，市区里响起了一阵枪声。起义的主力部队——教导团行动了。按照预先的战斗部署，第六联队冲出了巷口。马路上的警察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枪就被缴了。第六联队得了几支长枪，立刻武装起来，控制了大街小巷，和总指挥部取得了联系。

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来，照着新的、沸腾的广州城。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宣布成立了。马路红旗飘扬，标语、传单贴得到处都是。脖子上扎红领带的起义军，高唱着《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在大街小巷奔走。起义队伍里，有些是刚从监狱里救出来的同志，他们披着长头发，拿着武器，又开始了战斗。

第六联队的一部分奉命开到总司令部（公安局旧址）附近，重新编好了队伍，领到了很多缴获的武器、弹药，部队全部武装起来了。这时它已变成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部队了。

十二号一早，枪声在市区稀稀落落地响着，大部分据点早已被我们占领，只有一些残余据点里的敌人仍在进行着顽强的抵抗。

观音山始终是战斗的主要地区。国民党的第三师薛岳部已从江门增援到广州，在帝国主义的炮舰掩护下，多次攻夺观音山。教导团的一部分坚守阵地，英勇还击。这天，第六联队的任务是一部分配合教导团的第二连作战，一部分搬运弹药。工人赤卫队的同志们十分英勇，搬运弹药通过封锁线的时候，前头的人倒了，后面的人又搬起了弹药往前跑；第二个人倒了，跟着来的人又冲了上去。联队的党代表，在观音山反击敌人的一次冲锋中负了重伤。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同志，你们继续战斗吧！希望你们坚决地打退敌人的反攻，守住联队的阵地。”说完就闭上了眼睛！这位工人阶级的英勇战士，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记不起这位战友的真实姓名了，只记得他的代号是“老陈”。但是，他那种英雄的气概，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却令人永志不忘！

战斗越来越紧张了。敌人四面迫近，起义军完全处于防守状态了，有些阵地不得不退出。联队的伤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少。

深夜，观音山下响了一阵枪声，接着就渐渐地平息了。通往指挥部的道路被敌人截断了，第六联队和指挥部失掉了联络。这时，幸遇到教导团的一位姓朱的同志由此过路，他一见到我们就跑上来说：“老兄，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指挥部早已下命令撤退了，快，到黄花岗集合。”

我们和另外一些没来得及撤走的人，趁天还没亮，赶到黄花岗。到那里一看，主力部队已向花县转移了。

这时，反革命的部队已经控制了交通要道。我们不能停留，连忙向主力追赶，直到下午六点钟，才在太和墟赶上了教导团的同志们。

部队向广州以北的花县方向撤退。地主的民团，在通向花县的道路上设下埋伏，企图消灭我们。我们冲破敌人的包围，到傍晚，才退到花县城。这里的反动派早已闻风逃之一空。

听到从广州逃出来的人说，反革命正在那里大肆屠杀。广州市的街上布满了革命者的遗体。敌人就像得了“恐红病”，只要从哪家翻出了一条红布，一块红绸子，或者见到一个说北方话的人，不问青红皂白，抓来就杀掉；甚至连穿红衣服的新娘子，也被推到火里烧死了。但是，敌人的屠杀是吓不倒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活着的同志，决心继续战斗，不取得胜利誓不休止。

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一次英勇的革命行动。由于当时没有正确的战略指导，加之敌我力量相差太大，起义终于失败。但是，在战斗中受到考验和锻炼的一部分革命武装保存下来了，一千二百多人撤到了花县。

十六号，在花县一个学校里，举行了党的会议，讨论部队的改编和今后的行动问题。撤出的部队如改编为一个军，人数太少；编为一团，又多了些。经过讨论，决定编成一个师。可是，编为第几师呢？大家都知道，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同志在北江成立了红一师，海陆丰有个红二师。

“我们叫红三师吧！”有的同志提议说。

“红三师也有了。”有的说，“琼崖的游击队已编为红三师了。”

算来算去，四师的番号还没有。于是，决定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全师下编为十、十一、十二等三个团，推选叶镛同志为师长。

第二个紧迫的问题是：花县离广州太近，又紧临铁路，不能停留太久，必须马上行动。到哪儿去呢？讨论了半天，决定去北江，找朱德同志率领的红一师会合。但他们在哪里，没人知道。我们一面整顿队伍，一面派人去打听。

这时，花县的地主武装，在城外日夜围攻。我军的供给十分困难。派出打听消息的人，一天、两天，杳无音信。等到第三天，再不能等了，我们估计，广州的敌人会很快追上来，那时再走就被动了。于是，便决定到海陆丰找彭湃同志去，那里面临大海，背靠大山，而且早已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地形和群众条件都很好。

晚上，打退了围城的民团，部队开始出发了。一路经过从化、良口、龙门、杭子坦，绕道兰口渡过了东江，并攻占了紫金县等地，打退了民团的数次袭扰。以后，在龙窝会见了海丰的赤卫队，阴历正月初一，到达了海丰县城。彭湃同志在这个地区领导过三次农民起义，前两次都失败了。一九二七年十月发动第三次起义，十一月占领了海丰城，正式成立了工农民主政权，进行了土地革命。群众热情很高，到处红旗招展。各村庄的墙壁上，写着“打倒土豪劣绅 实行土地革命”的红字标语。群众听说我们是从广州下来的红军，热情万分，家家让房子，烧水做饭。虽然语言不通，但人们打着手势表示对红军的热爱。

在海丰城里的红场上，举行了几万人的群众大会，欢迎红四师。彭湃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只有二十多岁，身材不高，脸长而白，完全像一个文弱书生。他身穿普通的农民衣服，脚着一双草鞋。海陆丰的农民都称他为“彭菩萨”。他的声音洪亮清晰，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心。当他讲到广州起义失败时，把手一挥说：“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畏困难，失败了再干，跌倒了爬起来，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他那逻辑性很强、说服力很大、浅显易懂的讲话，句句打动听者的心坎，使人增加无限的勇气和信心。

不久，红四师和董朗同志率领的红二师会面了。两支年轻的部队，在彭湃同志的领导下，打了许多胜仗。红四师先后攻下陆丰城、甲子港，拔除了隔绝陆、普两县联系的地主武装的最大据点——果龙，使陆丰与普宁连成一片。此外，还打通了向东与潮阳游击队的联系。

国民党军阀是不会让海陆丰的人民政权存在下去的，他们不久就开始了对海陆丰红色区域的“围剿”。黄旭初部队从西面和北面进攻，占据了海陆丰。陈铭枢部的新编十一师，也从福建开来，以惠城作据点，进攻惠、潮地区。红四师开始虽打垮了该师的向卓然团，攻下了惠来，但终因敌人力量过大，不得不退入普宁的三坑山区与敌人周旋。

当时，这支年轻的红军，只知道打仗攻城，不注意巩固根据地，再加上对工农武装割据缺乏足够的认识，不积极建设革命武装，因而，经过多次战斗之后，部队的人数一天天减员。敌人的“围剿”日益凶猛。到一处烧一处，到一村杀一村。凡是红军住过的房子，他们都烧掉；凡是与红军有过往来的人，他们抓住就活埋、杀死。我军为了保存最后的一部分武装，只好又从三坑撤退到海丰的大安洞、热水洞一带的山区里，配合当地的游击队打游击。

人民永远和红军一条心。山下的青年、老人和妇女时常冒着生命的危险，往山上送粮食。有时粮食接济不上，战士们下河抓小鱼，到山坡上找野菜充饥。冬天，没有住的地方，就自己割草盖房子；没有被子盖，便盖着稻草过夜。敌人每到山上“围剿”，一定把草房放火烧掉，可是等他们走后，我们又盖起来。东山烧了西山盖，西山烧了南山盖。正像唐代的诗人白居易的诗句所写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年轻的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顽强地斗争着。

徐向前 出生于1901年，山西五台人。文中身份为广州工人赤卫队第6联队队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90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