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讲队咋成立的

台上“站不稳”遇到台下“坐不住”

放下手中讲稿，石洪柱斜靠讲台一言不发。

几分钟前，武警绍兴支队上虞中队指导员石洪柱刚刚结束了一堂关于“个人成长”主题的教育课。这堂课的效果让他有些失落。为备这堂课，这位复旦大学毕业的新主官点灯熬油想出许多金句，还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现身说法。

“当年的你也不是现在的我”“你有你的大道理，我有我的小确幸”“像是灌鸡汤，网上不少”“讲得虽好，但和我的实际有点远”……课后士兵们扎堆闲聊时蹦出的话，让石洪柱心里很难受。

本想用情怀打动大家，结果却不如人意。带兵人的烦恼，同样也是士兵的苦恼。

对此，女兵席琪深有体会：不只是听课时“坐不住”，每次迎检前深夜补笔记或背记理论题时，也会让人对教育课产生误解。

对听课时的“坐不住”，有的战士表示无奈——遇到提不起兴趣的课，一不留神就犯困，拽都拽不回来。

课上没讲到心里去，课下还有很多“附加题”，久而久之，不少官兵一听“上课”就心生抵触，甚至发起牢骚，“宁跑五公里，不愿听教育”。

课不好上，理不好讲，成了很多带兵人的痛点。

教育遭遇尴尬，到底为哪般？武警杭州支队23中队指导员李天迅的故事发人深思——

当排长那会，李天迅在一个执勤点执勤。由于任务单位周末不开伙，官兵只能绕到其他地方吃饭。为了让大家少折腾，也改善下伙食，他常自己掏钱组织官兵包饺子。

李天迅以为这样做皆大欢喜，然而直到任务结束，一个副班长才直言相告：“其实大家并不情愿。站哨压力大、休息时间少，一包饺子，周末就泡汤。”

“你以为的好，士兵可能并不需要。”说到底，好心办坏事还是因为不解兵情、不接地气。这件事，让李天迅受到很大触动，觉得上教育课也是如此，课堂上的缺憾很大程度源于生活中的缺位。

教育，只有抓住人心才能达到效果。在那堂费力不讨好的教育课后，指导员石洪柱也在反思，为啥自己在台上讲，台下的官兵却盘算着“今晚几点站哨”“待会儿饭堂吃啥”……

对如何上好教育课这一话题，讨论似乎从未停止。对着课件念，照着材料读，谁能爱听？时任武警浙江总队教育干事周豪认为，有时候，不是士兵误解了教育课，而是部分教育者误导了士兵。

唤醒沉闷的课堂，必须激活教育骨干队伍活力。数据显示，近年来大学生新兵比例屡创新高。这一变化给了周豪不少启示：现在的士兵思维活跃，综合素质有了很大提升，以前单纯灌输大道理的方式不再行得通。如果给士兵们平台，让他们自己上去讲，会怎样？

在基层调研后，周豪这个想法更加坚定。兵和兵有着天然的亲近感，班长骨干几句话，有时士兵们更容易接受。让士兵们走上讲台，或许更能打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桥梁。

这样的想法得到了上级肯定。很快，挑人员、建队伍，以武警士兵特有的肩章颜色命名的“红肩章”理论宣讲队在武警浙江总队成立了。自此，曾经在台上“站不稳”的教育者和在台下“坐不住”的普通士兵们，都开始了一场新的探索。

课不好上，怎么破

教育者转变，听课人才会转身

“讲好教育课，难度这么大，士兵能行吗？”宣讲队刚成立时，这样的疑问悬在不少人心中。

旁人质疑，队员们自己也没底。第一批“红肩章”宣讲员集训启动了，可金华支队士兵陈露只不过把参加集训当成了一次普通的公差。

身边的战友都知道，陈露痴迷一款手机游戏，“连续几个赛季王者”是他津津乐道的成就。

和陈露有相似经历的集训队员不少。士兵上讲台，步子怎么迈？集训负责人李天迅意识到，必须把他们撵出“舒适区”，激发出队员们求变的动力。

在试讲交流会上，陈露受到不小刺激——课后讨论时，一名下士队员侃侃而谈，不时赢得掌声，而自己这个老班长却接不上话，只能坐在一边干着急。

那一刻，陈露对自己有点恼火：“人家喊我一声班长，可我这班长还不如他们，这咋行！”这场试讲交流会就像一场竞技会，让他看到了差距。

“只有自己真的想讲，才会真正去琢磨怎么讲。”在指导员李天迅看来，教育者除了要有激情，转换话语方式也很关键。他对队员的要求很直接——避开那些引发过你们吐槽的授课方式。

队员们来自士兵之中，最懂兵心。这也正是他们走上讲台最大的内在优势之一。

宣讲员赵旭，曾任中队教育骨干。以前，他说起授课经验张口就来：“教案网上找，一二三点套。”不过，赵旭也心知肚明，这样的课是以简单“落实教育计划”为目的，讲台下很多人并不买账。

“拿着教案试讲，经常一开口就冷场。”回忆起几次尴尬的经历，赵旭感触很深。笔记本上，他记下来的试讲反馈条条都很犀利——“这个例子听过很多遍，就不能换个新鲜的吗”“没什么亮点，听完记不住”“别老瞅稿子”……

士兵站上讲台，不应该只是换了个面孔去说教。“讲台上的你，凭什么让别人为你抬头？”李天迅一句话把赵旭问得低下了头。

“既然老调重弹没人听，那为什么不试试发出自己的声音，讲出心里话呢？”紧接着，李天迅拔高嗓音说出了自己的建议。

挖掘身边故事、搜集新鲜事例、改换语言风格……受到启发的赵旭开始摸索门道。一遍遍练习后，他发现讲课的效果越来越好，课余时间还有战友主动来找自己交流。

赵旭的进步，很快成为其他队员追赶的动力。平时爱追剧的女兵席琪，开始研究“我是演说家”“奇葩说”等语言类电视节目，琢磨着怎么借鉴新鲜元素；痛定思痛的老班长陈露，为了上台不再尴尬，主动向年轻战友请教，也准备亮亮自己的几把“新刷子”。

情景设置、肢体动作、语音语调……这些专业词语逐渐成了队员们交流的热词。转变，在这支队伍中悄然发生。

集训结束，第一批“红肩章”宣讲员回到各自中队，开始参与常态化授课。总队还定期组织他们巡讲，充分发挥教育引领作用。

从台下走到台上，从听课人到教育者，这些“兵教员”正用自己的转变，去赢得战友的转身。

谁是课堂的主角

战士登上讲台授课带来冲击波

“他们能行，我也可以试试。”看到宣讲队员的精彩表现，更多士兵跃跃欲试。

3年多来，“红肩章”宣讲队从最初的6人小队，发展到157名队员的庞大队伍，总队、支队、中队各级理论骨干队伍既在课堂上碰撞出思想火花，也让成长的枝蔓在日常生活中向上延拓。

年初，在外创业的退伍兵张家澎回到中队，给战友们赠送一批好书。他说：“我计划以后每年都给中队送书，让大家把读书的好习惯传下去。”

读书的好习惯，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刚入伍时，张家澎一到周末除了玩手游就是刷视频。打开书本学习？想都没想过。一次，他发现赵旭正捧着一本书看得入迷，就问：“别装了，来玩一把？”赵旭头也没抬：“不了，书还没看完。”

“看的啥书，真这么好？”张家澎将信将疑翻开了书，竟然从中发现了另一个宝藏。迷上看书后，张家澎觉得自己以前打游戏的时光都虚度了。养成学习习惯的他，整个人都变得更向上更有活力了。

宣讲员队伍带来的冲击波，在每名基层官兵身上都或多或少留下了痕迹。

去年4月，各中队组织了一场名为“涉网行为大家谈”的教育活动。“红肩章”宣讲员走到台前，用兵说兵事的方式引导大家辨析网络交友、网络游戏、网络购物等12类问题。很快，不少入伍前有网瘾的士兵开启“变形记”，教育效果有目共睹。

站上讲台的宣讲员，对经历相仿的普通基层士兵而言，是个充满正能量的成长样本。正如班长陈露所说：“看着以前熟悉的战友，一个个都越变越好，谁能无动于衷？”

士兵走上讲台的冲击波，还波及了带兵人。随着时间推移，有的“红肩章”宣讲员发现，一些本该由指导员、教导员上的教育课，却常让士兵来“代劳”。

宣讲队员频繁登台、疲于应付，教育质量自然不能保证。针对这个倾向，武警浙江总队及时出台相关机制，明确规定宣讲队的职责任务范围。有了制度保障，宣讲队员“能者多劳”的烦恼随之消散。

士兵站稳了脚跟，指导员的步子又该落在何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战士们讲得越好，我们压力越大。”说起宣讲队走红带来的影响，指导员石洪柱直言不讳。宣讲员们的进步启示带兵人，士兵们不是“拒绝融化的冰”，只有走进他们内心去寻找“燃点”，才能收到热切的回音。

“用信任的眼光、欣赏的眼光、发展的眼光看待基层官兵”——2019年11月召开的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上，这样一句话引发了石洪柱的新思考。

在这名年轻的指导员眼中，与形式上的变化相比，教育理念的更新更为关键。什么才是政治教育课应有的姿态？当初鼓励士兵们走上讲台，现在又带动指导员们进一步开发教育活力，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并无天然界限，每个人都能成为课堂的主角。

上好教育课其实不难

“信自己说的，说自己做的”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一条差评，让陈露惦记了两年。

两年前，刚摘下“沉迷游戏”标签的“红肩章”宣讲员陈露，给官兵上过一次教育课。课上，他不时抖出几个自己精心准备的“包袱”，自我感觉良好。

下课后，“氛围挺活跃”是大多数战友对这堂课的评价。不过，宣讲队复盘讨论时，陈露的感觉就不太好了——有宣讲队员不客气地指出这堂课“花里胡哨，没什么意义”。事后，陈露也坦承，“光想着要找些大家爱听的来讲，导致授课内容营养价值不高。”

一方面，单一乏味的教育形式饱受诟病；另一方面，一些授课者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形式上用力过猛，各种炫目的视频、精美的课件让人眼花缭乱。

陈露那堂看似生动的授课，缺的正是理论的深度。“活跃课堂绝非娱乐化课堂。如果把讲台当‘秀场’，而把教育课的本质抛一边，官兵不能从中有所收获，那一定是跑偏了。”武警浙江总队政治工作部副主任管新建说。

“年轻官兵喜欢新潮和猎奇，这是事实。如果我们创新出的教育方式，形式大于内容，缺乏实实在在的料，就会沦为‘鸡肋’。”讨论结束，李天迅给每名宣讲队员提了个醒。

所谓兵言兵语，离不开“说理育人”这一落脚点。一堂好课，既要靠趣味性吸引人，更要靠思想性和理论自身的魅力征服人。

战友那句“没什么意义”的差评，让陈露如鲠在喉：“哪怕只有一句话，只要能戳到战友们的‘心窝子’，那才算有效果。”

教育需要扎扎实实的内容，也离不开实实在在的行动。

指导员李天迅发现，有的宣讲员课堂上道理讲得很好，可说的和做的却合不上拍。

“课上强调刻苦训练，自己却体能不及格；教育别人要多看书学习，自己却捧着手机玩得不亦乐乎。如果这样，大家能信你说得吗？”这是女兵席琪对自己的叩问。

匕首是女兵训练课目之一，可是席琪一直对“扫腿侧倒”这个动作犯怵。反复练习还是做不好后，她有点想放弃。指导员发现后，只问了她一个问题：“在那堂《女兵成长的故事》教育课上，你自己不是还讲过匕首训练的例子吗？”

士兵上讲台，行动做表率。对“红肩章”宣讲员来说，教育不仅是动动嘴皮子，更要“信自己说的，说自己做的”。唯有如此，教育的效果才会更巩固、更扎实。

在武警浙江总队最新制订的相关考评办法中规定：“说做结合、模范带头”是决定因素，如果台上台下言行不一，就取消宣讲员资格。

外在标准是规，内心定力是矩。“我说的，我做到了吗？”每次讲台上说出来的道理，也是所有宣讲员日常举止的无形约束。

3年多过去，“红肩章”宣讲员陈露已经20多次站到讲台上。如今，作为资深队员，他总会被新人追问：“班长，你上课到底有啥好经验？”

在这名四级警士长看来，上好课也不难，“说真话、干实事，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