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有所“怕”，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

做人做事，“怕”还是“不怕”？关键是看对什么人对什么事。唐太宗虽为君主，也有所怕：“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这是“君子以恐惧修省”的怕。可以说，没有唐太宗的“怕”，就没有励精图治的“贞观之治”。我党我军老一辈革命家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不怕“武装到牙齿”的反动派。这种“不怕”，体现的是大无畏的担当精神。但同时，他们也有所“怕”，任弼时同志就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一个人有所“怕”，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

由此，我联想到一些应该“怕”而“不怕”的现象。有的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罩着“迷雾”，把自己装进“套子”里，不怕人生方向迷失；有的习惯于当老好人，工作畏首畏尾，精神暮气沉沉，不怕部队建设滑坡；有的明知安全存隐患，不去想办法解决，能推则推，能凑合就凑合，不怕发生问题；有的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问题打哈哈，面对风险不敢闯，不怕难题困扰单位建设；有的谈“错”色变、望“错”生畏，本该自己负责的事，却要上推下卸，不怕官兵指指戳戳；有的为官不为，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不怕贻误部队发展。诸如此类的“不怕”，究其原因，一个是精神懈怠，另一个就是责任担当缺失，不作为、假作为，尸位素餐。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让应该“怕”的真正“怕”起来。

心存敬畏常思“怕”。“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媒体曾对50多名贪官忏悔录梳理后发现，其中绝大部分官员从政之初的才干和政绩是突出的，群众也是认可的。他们之所以后来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主要就是对权力丧失了敬畏之心。事实也证明，党性不一定会随着党龄增长而增强，定力不一定会随着权力增大而提高。党员领导干部要常怀敬畏之心，善于用“怕”来约束自己，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常反思自己用权是否公正、有无违纪违法，思想上是否贪图安逸享乐，从而绕过“温柔陷阱”，真正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担当尽责常怀“怕”。位不在高，有为则名；权不在大，尽责则灵。一名党员干部如果责任心强，具备担当精神，心中就会常怕干不好工作、做不好事情。宋代名相范仲淹每天就寝前，总要把当天的工作和花费梳理一遍。两者相称，则能安稳入睡；否则，就夜不能寐。今天，在推进强军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这种寝食不安的“怕”应该更加强烈。具体说，就是要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能沉默失语，无动于衷，退避三舍，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就是要在矛盾困难面前敢带头，知难而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当好官兵的“定盘星”，不做八面玲珑的老好人；就是要在歪风邪气面前敢斗争，做挡风驱邪的“泰山石”，循铁规，出重拳，动真格，让正气压过邪气；就是要在失误面前敢担当，不诿过，敢于对失误负责，善于从失败中汲取教训。

正风肃纪常存“怕”。解决熟视无睹“不怕”的现象，关键在于硬起正风肃纪的手腕，常查查为什么“不怕”，让“怕”成为法纪面前的常态。这就必须始终保持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变、刮骨疗毒的勇气不变、严厉惩处的力度不变，剥去不良风气的“隐身衣”，革除积弊，让爱岗敬业、奋发有为风气充盈军营；必须消除认为“紧箍咒”紧了不自在的抵触情绪，破除不愿革自己命、不想动自己奶酪的特权思想，在作风建设上促使更多人完成从不习惯到习惯、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外力推动到内力驱动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