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上旬，旅里组织伞降训练，要求人人参训，教导员温曦被分到我们训练小组。作为为数不多的上等兵教练员，大多受训者级别比我高、兵龄比我长，但为了完成好教练任务，我只能硬着头皮上。

那天训练，小组人员都在认真练习动作要领，温教导员却忙着接打手机。情急之下，为了不影响小组训练进度，我不由得脱口而出：“教导员，训练期间不能接打电话！”温教导员尴尬地把手机放回兜里，官兵们齐刷刷地看着他。

“你们知道吗，刘克贵今天竟然批评了教导员！”一时间，不少人都在议论此事，我心里不是滋味，但反过来想想，我做得并没错：训练场上本来就要严肃认真，谁也不能例外，况且伞降是高危课目，平时练不好，上了飞机可是要出大问题的。

没承想，几天后，我的同年兵李志国打扫卫生时，也和班长闹起了别扭。“会不会是我批评教导员，带了个不好的头？”正当我开始反思自责时，又一次伞降训练来临，教导员依然在我的训练小组当中。

当练到着陆姿势定型这个课目时，教导员的手机又一次响起，我感觉到背后瞬间投来无数目光。还好，没等我开口，教导员就迅速把手机放到宿舍。

那些天，处在舆论漩涡中的我有点不知所措。一边是旅队大抓伞降训练的严峻形势，一边是我和教导员的尴尬处境。不知不觉中，我对训练的要求渐渐放松了，只要不影响面上效果，对干部和老士官的一些不规范的小动作，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了。很快，训练要求不严的影响就在考核中暴露出来，在离机、平台和吊环这3个课目中，我那组的考核成绩不出意外地垫了底。

就在这时，教导员主动找到了我，并对他在训练场上的错误举动道了歉：“我不该把手机带到训练场，更不该影响大家训练，你不要有思想包袱，发现问题就要大胆指出来，我向你保证以后决不再犯。”

教导员一番语重心长的开导让我重拾信心。在接下来的训练中，我的严格要求并没有给大家带来反感，组里每个人的训练积极性反而提高了不少，教导员还时常主动申请进行动作示范，我们小组的训练成绩也实现了“逆转”。

（谢志豪、本报特约记者 张 旭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