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于求贤，逸于得人”，这是《群书治要·新序》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说，为政者寻求贤人是辛苦的，得到贤人就轻松了。

文中讲，主管事务的官吏向齐桓公请示一件事情，桓公说：“以告仲父。”这样的情况一连出现三次，桓公身边的人就说：“一则告仲父，二则告仲父，易哉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之后，则曷为其不易也。”他还举例说：“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恭己无为，而天下治。汤、文用伊、吕，成王任周、邵，刑措不用，用众贤故也。”“劳”与“逸”，道出了识人用人的辩证法。

“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自古以来，知人识人都是一门学问、一件大事，乃治国理政的第一大难题，从来没有“最优解法”，只有长路漫漫的“上下求索”。战国时期李悝总结了“识人五法”：“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窘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吕氏春秋》提出了“识人六验法”：“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诸葛亮则概括了“观人七法”：“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难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识准人、察准人绝非易事，需要付出耐心的考察、经历漫长的过程，既要观全貌，还得窥一斑；既应观其才，更当看其德；既要看声誉，又要重实绩；既要看工作圈，还要看生活圈；既应看一时一地，更当看长远、看大节、重主流、察本质、识潜力。只有像九方皋相马一样，“得其精而忘其粗”，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洞察本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方能识得庐山真面目，使劣才、庸才、假才原形毕露，让好才、真才、良才脱颖而出。

“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皆流，则亦能兼达众才。”能不能识准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人者。历史上，齐桓公之于管仲、秦穆公之于百里奚、秦孝公之于公孙鞅、刘备之于诸葛亮，皆因用人者本身即为贤明之人，胸怀大志而礼贤下士。正如司马光所言：“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这个道理很有针对性，比如鲁庄公之于管仲、魏惠王之于公孙鞅、项羽之于韩信、袁绍之于荀彧，都是为政者知人不深、识人不准，最终让凤凰另择良木而栖。

知人更须善任，“劳”与“逸”之间，隔着一个“用”字。如何做到“用一贤人，则贤人毕至”，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用人以公”，凡事都要出于公心，一切都应重视公论。“公生明，偏生暗”。如果为私利所迷、为诱惑所动、为人情所困，“所喜所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所恶者有功而不录；询谋于人，则毁誉相半而不能决，考求于迹，则文具实亡而不能察”，不仅难以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更会败坏风气、涣散人心，最终祸国误事。

“知”的功夫下足了，“用”的方法对头了，“逸”自然是水到渠成。《说苑》中讲，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亦治单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处，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其原因，宓子贱说：“我之谓任人，子之谓任力。任力者固劳，任人者固逸也。”一个是“逸四支，全耳目，平心气”，一个是“弊性事情，劳烦教诏”，一“劳”一“逸”的鲜明对比，折射的正是知人善任的重要性，正所谓“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乱旧法，而天下治矣”。

毛泽东同志曾说：“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我们党向来注重客观、全面、历史地看待、选拔、任用干部，在更宽领域、更大范围把敢扛事、愿做事、能干事的担当者大量选出来、大胆用起来，锻造了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尚贤者，政之本也。”强国强军征程万里，选贤任能任重道远，只有擦亮识才的眼光、垒筑用才的基石、完善爱才的制度，方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作者单位：武警宜春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