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老了，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见了我们，他依旧咧着嘴笑，却时常记不起儿孙的名字，想不起要做的事情。

去年春节，离家多年的我带着爱人回去看望外公，老屋子重新装饰过，墙上依然挂着毛主席的大幅画像，卧室门框上钉了一块亮闪闪的牌子“光荣之家”。

这次回来，外公像变了个人一样。一整天都躺在电视对面的摇椅上，鸭舌帽檐低垂，半睡半醒，电视很大声，手中握的遥控器掉在地上，他也没有反应。

过年回家看外公的人很多，我们十来个孙辈天南海北聊得火热，我喊他：“外公，跟我们来聊天吧！”

外公缓缓扭头，眯着眼笑着摆摆手：“我聊不来了，你们玩。”没过一会儿，他起身张罗着找纸笔，要把我们的名字都写下来，说是怕忘记了。

这时，爱人搬了把椅子挨着外公坐下。爱人已经是入伍20年的一名老兵，但在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外公面前，他仍是一个最听话的“新兵”。

外公提起笔，却又忘了要写什么。这时，爱人拉起他的手，放在掌心轻轻拍了拍，然后问道：“外公，您以前说过有几枚抗美援朝的奖章，我可以看看吗？”

听到“奖章”，外公抬起头，浑浊的双眼里顿时有了光：“对，有奖章！那是1956年的春节，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汽车部队积极分子大会上，洪学智副司令员授予我的呢！”说着，他颤巍巍地站起来，蹒跚着走进卧室。

打我记事起就挂着铜锁的抽屉终于被打开了，外公捧出一个红色铁盒，只见里面安静地躺着3枚奖章、一本红皮的汽车驾驶证、一叠黑白老照片和一副银质刀叉。原来，这里面藏着一名老兵青春和热血的全部记忆，他视若珍宝。

我拿起刀叉仔细端详，长柄上刻着的英文字母依然清晰可见。还没发问，外公就自豪地说：“这是我们当年缴获的。”爱人小心翼翼地翻开驾驶证，只见内页泛黄，字迹消褪，那张黑白证件照上，21岁的外公身着军装，身姿挺拔，气宇轩昂。那一刻，我仿佛穿越了时空，眼前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年轻战士，正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看着眼前的宝贝，外公打开了话匣子。1951年10月，在大同解放军汽车学校学习了8个月后，他被分配到汽车连，随即奔赴朝鲜战场，负责运输粮食弹药和木材等军用物资。战地生活条件的艰苦自不必说，由于战争一开始美军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在运输途中，车辆经常会遭遇敌机空袭。最危险的一次，敌机迎面飞来，并在汽车前方不远处投下一枚炸弹，弹片擦着车顶飞过，车窗全部震碎了。而他身旁的战友却没有丝毫犹豫，本能地俯身扑过来护着他。“我是司机，为了一车弹药能安全送抵，大家都是拼了命护着我。”

“后来呢？我们打赢敌人了吗？”一旁6岁的小侄子认真地问。

“当然。”我向他眨了眨眼睛。

“我们志愿军边打边谈，最终迫使对手签字停战。因为我开车技术好，也读过书，还被挑选出来给参与板门店谈判的领导开车。后来才知道，这位领导便是当时担任中方谈判的顾问……我在朝鲜待了6年，直到1957年才回国。”

那天，外公跟我们聊了整整一个下午。外婆说，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外公这么高兴，真是一点也不糊涂。

这是一个长长的故事，是只属于志愿军战士的光荣记忆。很多年以后，这位耄耋之年的老兵，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张面孔。

老来多忘事，唯独忘不掉战火硝烟中的峥嵘岁月。冬日暖阳下，外公一张张翻看着黑白照片，指腹轻抚过每一名战友的脸庞。半晌，他把一枚抗美援朝的奖章缓缓戴在了胸前……